张运贵（又名张永贵），建宁县黄埠乡陈余村人。1931年4月参加建宁第一支红色地方武装桂阳游击队，随后编入南（丰）广（昌）建（宁）独立团，1932年初编入红十二军，历任副班长、班长；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7月，他调往江西于都工农学校卫生所工作，1934年10月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担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卫生所班长兼党支部书记。1936年随部队抵达陕北保安县，后调任兵站医院（延安中央干部休养所）护士长。1943年10月，他响应延安精兵简政号召，到延安县甘谷驿镇开办诊所行医。 新中国成立后，张运贵回到建宁，落户桂阳村翁坊桥务农，参与土改工作。1952年起担任客坊区桂阳村党支部书记，1955年转为客坊区陈余乡工作组脱产干部。1957年，服从组织安排，主动辞去公职回乡从事农业生产。1972年，经福建省委组织部、福州军区核查认定，身份得到落实，恢复干部待遇，享受老红军相关政策，1983年正式离休。1989年12月13日，张运贵因突发脑溢血，在桂阳村家中与世长辞。 在建宁县，我们走访了张运贵的后人，了解这位老红军尘封已久的革命往事。
●建宁记者站 陈 震
跟着队伍走上长征路
“父亲出身贫苦农家，没读过多少书，父母早年过世，他从小下地干活、给人家当长工，和弟弟相依为命。那时候，官府和驻军横征暴敛，桂阳一带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张运贵三儿子张启平回忆。
1931年2月下旬，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派出一支30多人的工作团，翻越船顶隘，从广昌陈庄来到建宁桂阳、陈余、贤河一带，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扩红筹款工作。
当年3月，建宁第一支地方红色武装桂阳游击队成立；4月，张运贵报名参军，成为游击队第二班战士，跟着队伍在桂阳周边开展革命活动。游击队组建后第一仗，就直扑反动保卫团团总张秉刚的宅院，从粪窖地下缴获10支步枪。
“1934年10月，外公跟着大部队开启长征。”张运贵的外孙刘纪茗说。前路吉凶未卜，临行前，张运贵只能把唯一的亲人，还未满13岁的弟弟托付给陈余村一户裁缝人家当学徒。
枪炮底下救伤员
一次敌机空袭，张运贵所在班有11名战士，最后只活下来3个人。小时候，孩子们总缠着他讲长征故事。说起倒在雪山里的战友、陷进草地泥潭再也救不回来的同伴，还有过腊子口时，为保障伤员用药，不得不杀掉驮药骡马的往事，老人总是十分悲伤。有人问他，长征那么苦，他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张运贵答道：“还怎么挺？相信党，跟着党走就是了！”
“打仗的细节，父亲很少和我们讲，但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张启平说，当年敌军有飞机大炮，红军只有简陋步枪，战斗伤亡很大。有一回，张运贵正在抢救伤员，炮弹突然在附近炸开，多名战士牺牲，他侥幸活了下来，只是小腿负伤。忍着伤痛，他把一名奄奄一息的战友背到五里开外的救护所。
战场上缺医少药，专业医护人员十分紧缺，部队便抽调部分战士学习基础包扎、伤员看护知识。张运贵就在这时掌握了战场急救本领。
因为有救护经验，1933年7月，他被调到于都工农学校卫生所，一边学习医护知识，一边救治伤病员。卫生所的日子繁重又辛苦：清洗伤口、换药包扎、喂饭照料、端屎倒尿是日常。条件艰苦，偶尔还得不到理解，但张运贵从没有抱怨，在他心里，当好一名红军卫生员，同样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
“南方来的张医生”
张运贵先后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卫生所班长兼党支部书记、延安中央干部休养所护士长。抗战中期，延安物资供应紧张，党中央推行精兵简政，号召非战斗人员下沉基层，减轻公家负担。
1943年10月，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张运贵响应号召，复员到延安县甘谷驿镇。自己挖了两孔窑洞，购置药品器械，开办私人诊所，继续为当地穷苦百姓看病。当地人都亲切地称这位外乡人“南方来的张医生”。
“凭他当时护士长的身份，完全可以继续留在部队。可那一代人想法很纯粹，一切听党的安排。”张启平感慨。
2010年暑假，张运贵的子女回到父亲当年行医的地方寻访，八九十岁的老一辈乡亲还记得他，个个竖起大拇指。
“当年还是张医生救了我的命哩！”听说故人子女来访，一位名叫张凤琴的老人匆匆赶来，一眼认出张运贵大女儿张青华，还唤着她儿时的小名“青娃”，并说起当年一同玩耍的往事。
“比起那些埋骨他乡的战友我还有什么不知足”
新中国成立后，张运贵和妻子商量：“我想家了，我要回去吃自己种的大米！”他的妻子李秀英也是四川籍老红军，很不放心：“闽西北山里还有土匪没清干净，现在回去太危险了。”可归乡心切的张运贵执意要回建宁，既想念故土，也盼望能找到失散多年的弟弟。
夫妻俩挑着箩筐，装上孩子，踏上几千里的回乡之路。途经武汉，老战友、时任武汉铁路局党委书记的袁亚东挽留他们在当地工作，被张运贵婉言谢绝：“在哪儿都能干活，种田也行。”
就这样，1950年5月，阔别故土近20年，张运贵终于回到桂阳村翁坊桥。
回乡之后，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来转为乡脱产干部。1957年，国家经济困难，全县精简机构，张运贵再一次响应号召，主动辞去公职，回到村里种地。
张启平还记得，当时家里人很不理解：“您是吃公粮的干部，为什么要回乡下种田？”
张运贵告诉孩子们：“要相信党，不管当干部还是种田，都是革命工作的需要。”
“文革”时期，有人贴大字报质疑他的革命经历，甚至无端说他是“逃兵”。家人急得不行，张运贵却十分坦然，依旧每日下地劳作，不去争辩。有人问他，流言蜚语压过来，难道不害怕？
他宽慰家人：“让他们说去吧。我本就不想当官发财，当个农民又有什么可怕。当年我出去当兵，村里乡亲都看在眼里；从延安带回来的照片、党组织介绍信、退伍证都是真东西，边区币、公文包我都捐给纪念馆了，县里和组织部门都清楚我的情况。”
外界议论再多，张运贵依旧过着简朴平静的农家生活。直到1972年，时任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周曼天专程到建宁看望张运贵。随后，福州军区两名政工干部前来核实他的全部革命履历，组织正式为他落实老红军待遇。当工作人员问他有没有什么个人诉求，张运贵只说：“我现在生活很好，没有什么要求。”
曾有人不解地问他：“在外本来有大好前程，何苦回山里吃苦？”
张运贵回答：“当年我们村20多个人一起出去当兵，就我活着回来了。如今有妻子儿女，日子安稳，比起那些埋骨他乡的战友，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张运贵曾是建宁县第一、第二届政协委员。1989年12月，这位走过长征、一生淡泊的老红军在家中安详辞世，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