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建境
闽学，集两宋理学之大成，促进了传统儒家思想的升华，形成了更加完备的理论体系。闽学中的廉洁思想，既是对传统儒家廉洁文化的继承，也是闽学理论构成的应有之义。
（一）历史积淀，在传承发展中赓续廉洁文化
闽学是传道之学，所传之道，实为儒道。先秦儒家的廉洁思想，是由其所坚持的核心价值观——仁义决定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一个以仁义为终极追求的人，自然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他们坚守“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的人生准则，即便身处贫穷困厄之境，仍始终不失礼义和气节。儒家所强调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保持廉洁处世的价值观基础。
此后的历代儒生以实际行动继承并发扬了儒家根植于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里的清廉风尚。东汉杨震以“天知、神知，我知、子知”的敬畏之心，保持了慎独守廉的气质；诸葛亮用“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处世之道，表明了自己的人生志向；范仲淹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患意识，表达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救世情怀……
到了北宋中叶，理学兴起，用理论武装起来的众多传道者，更是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自己的廉洁思想。周敦颐以莲花自况，赞许“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清廉品格。张载强调“当以理义战退私己。”认为必须克己寡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丧本焉尔。”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意识，以浩然之气，养成廉洁之风骨。二程主张穷理灭欲，克己复礼。“礼者，理也。”他们认为，恪守礼，则内心的天理就会完备不损；反之，则私欲膨胀。因此，必须“克己复礼”。“非礼处便是私意，……须是克尽己私，皆归于礼。”“克己则私心去，自然能复礼”。克己也就是战胜私欲，以道制欲，做到视、听、言、行都合礼，而不被物欲所危害，真正做到穷理灭欲，恢复人的善性，保持人格的清正。
从先秦诸儒，到北宋理学诸子，中国历代思想家和贤达之士，都从自身的时代出发，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廉洁思想，为闽学廉洁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诚意修身，赋予廉洁精神以内圣的品格
“修身”，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孔子的“修己以安人”，到孟子的“修身以立命”，再到《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修身思想，对中华民族克己奉公，清廉处世，重责任义务和理性自觉，以理性控制感性等民族精神的养成，具有深远影响。
闽学，在继承儒家思想的同时，也继承了儒家“修身”思想的精髓，并赋予新的思想和内容。朱熹在强调“修身”的同时，还糅进了穷理的要求，指出：“已往是非不足深较，如今日计，但当穷理修身，学取圣贤事业，使穷而有以独善其身，达而有以兼善天下，则庶几不枉为一世人耳。”体现了理学家修身与穷理不相分离的时代特征。
朱熹认为，正心诚意，是完成自身道德修养的关键。《大学》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诚其意，就是不自欺。慎独是指自己独处幽居之际，自觉自律地践履道德。《大学》说：“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正其心，就是将自身的意识和行为规正于道德，不要让自身喜怒哀乐的心理情绪和外界的社会现象,阻碍自己的道德践履和向善的自觉。所以，朱熹认为：“至于身之主则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则身无所主，虽欲勉强以修之，亦不可得而修矣。故欲修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
与此同时，朱熹还特别强调保持正气对修身和养成廉洁品格的重要性。他认为，在每个人身上，自然具备的，只能是“血气”，而不是正气。正气的来源与养成，靠的是道德修养，是对“义理”的广泛吸收。血气与正气的区别在于：“义理附于其中，则为浩然之气。若不由义而发，则只是血气。”所以，“与天地为一”的“浩然之气”，不可能凭空产生，它靠的是日常的“养成”，靠的是日积月累不间断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道德修养功夫，只有“讲明义理之归，”才能“闭塞私邪之路”。
（三）笃志求道，使廉洁品质成为生命的自觉
在理性和欲望的关系上，朱熹主张以理制欲。通过格物致知，即学习，来稳定和提升道心。在求道的过程中，养成一心向学的意志品质，不为物欲所困，使清廉成为一种生命的自觉。
据《宋史》载：“熙宁九年（1076），（杨时）中进士第。时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时调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颍昌，相得甚欢。”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社会，杨时却“调官不赴”，足见道心之深之沉。正是这种求道、传道的强烈使命意识，使杨时拒官研道，即使在仕途之中，仍执着于求道传道，创办书院，收徒讲学。众所周知，他41岁赴任湖南浏阳知县时，还留下了“程门立雪”的故事。
与杨时一样，闽学先贤大多具有“笃志求道”的精神。罗从彦“鬻田裹粮”“严毅清苦”，一心向学；李侗“静心潜学”，立志接续儒家道统，探求圣人之学；蔡元定“悬灯相望”，黄榦“待师三月”，等等，都展示了他们求道之心的执着和坚韧。尤其是朱熹，屡遭政治挫折，依然讲学不辍，著述不止，特别是在“庆元党禁”中，闽学被定为“伪学”，朱熹被诬为“逆党”之魁，仍不忘研学传道，最终在贫病交加中抱恨离世。许多闽学学者也受到株连，甚至被迫害致死。但在逆境中，他们并未放弃自己的学术主张和文化信念，而是以强烈的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担负起文化传承的历史责任。
程颢的《秋日偶成》诗曰：“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闽学先贤，笃志求道，在“道通天地”“思入风云”的人生路上做到富贵不淫、贫贱不移，保持男儿本色，持守清廉品质。
（四）“静”“敬”澄心，在神宇泰定中养成廉洁品质
“主静”，是闽学先贤的重要品格之一。杨时主张“燕闲静一”。他在《含云寺真祠遗像记》中说：“是时，予尚幼，方肄业为科举之文，挟策读书，穷日夜之力，为进取计，盖未知有亡羊之忧也。师每曳锡过堂下，释椎凿而议之，数矣，予亦莫之省也。然见其神宇泰定，不以世累撄其心，虽未能尽知其所有，亦窃意其非凡僧也。”庆真禅师身上“神宇泰定”，不被世俗烦恼扰乱内心的品质，恰好也是杨时一生的写照。
罗从彦强调“以主静为宗”，筑室山中，静坐思索，构成了闽学追求“静养”境界的特征，创立了“静中观理”学说。李侗“默坐澄心”，“退而屏居山田，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四十余年”。
朱熹在前辈主静思想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持敬”的修养论。朱熹说：“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只是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又说“只是收拾自家精神专一在此。”“有所畏谨，不敢放纵。”并提出“居敬穷理，二者不可偏废。”把居敬与穷理结合起来，认为“持敬是穷理之本。穷得理明，又是养心之助。”
朱熹的高足蔡元定，把“慎独”作为修身的根本。他的名言“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形象地道出了独善其身的行为准则。
闽学先贤，坚持“静中观理”“居敬穷理”，从而在穷理求道的过程中保持澄静、敬畏之心，做到“神宇泰定，不以世累撄其心”，廉洁的品质随之而成。
（五）身体力行，在践行使命中弘扬廉洁精神
闽学先贤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他们不仅担负起“为往圣继绝学”的传道之责，更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和担当。
杨时坚持以仁治政，爱国恤民，为官清正廉明，政绩卓著，事功气节为后世楷模。杨时尝言：“古人于民，若保赤子。……为民父母，岂可暂时罔之，使之终身受其害？”他一生历经五朝，前后从政近50年，无论是早年担任地方小官，还是晚年入朝拜为重臣，都抱着“以义受禄于吾君为安”的自安心和“若使死可以救世，虽死不足恤”的济世志向主政议政。终其一生，都在践行执政为民，为政以廉的人生准则。
尤为可贵的是，杨时任余杭县令时，权倾朝野的蔡京，曾欲夺占良田为其母建风水宝地，强行竣湖蓄水。杨时查明真相后上奏朝廷，终止了蔡京的害民之举。南宋建炎二年，杨时告老还乡。高宗“赐对衣金带、紫金鱼袋。”“又赐官绢三百匹，白银三百两，以养余年。先生辞，惟恳乞恩惠于八闽，山无米，地无租。圣旨即准，永为优免，至今闽人思之。”（清毛念恃《宋儒龟山杨先生年谱》）
杨时逝世时，“一箧遗书，是其所传”“身后萧然，家徒壁立”。践行了他“富贵如浮云，苟得非所臧。贪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艰食，一瓢甘糟糠”的初心。胡安国在《龟山先生墓志铭》中称赞他：“子孙满前，每食不饱，亦不改其乐也。”
朱熹一生，安贫乐道，疾恶如仇。《宋史·朱熹传》说他：“家故贫，箪瓢屡空，晏如也。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率与之共。”他到女儿家做客，女儿因家贫，仅有葱汤麦饭相待，面有愧色。朱熹则题诗安慰道：“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谓此中滋味薄， 前村还有未炊时。”体现了一代大儒安于清贫的高风亮节。
朱熹对贪欲的危害，有着清醒的认识，曾写下“世路无如贪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的诗句，明确提出“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针对时弊，朱熹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如正君心、除奸佞、正吏治等。这些主张，正是朱熹理学思想在在其政治实践中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