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爱兰
联合镇位于尤溪县东北部，北邻南平市延平区，古称“十二都洋”，共有12个建制村、44个自然村。联合梯田开垦于唐开元年间，是我国开垦较早的大型梯田群之一，2018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23年8月起，数位尤溪籍作家赴联合镇开展采风活动，历时两年半，完成采风、写作并结集出版《走联合》一书。这是一部以乡村为题材的纪实散文集，也是对日渐凋零的农耕文化的一次抢救性记录，为渐趋消逝的山村绘就了一幅乡愁地图。
当代乡村书写面临的困境正在于：一种是过于学术化，内容里充满文献材料，却丢失了生活的温度；另一种则过于文学化和私人化，沉溺于个人情感的抒发。《走联合》写作团队始终秉持“文学与史料并重”的定位，努力在二者之间求得平衡点，让记录有故事，让故事有依据。
在行走中记录
《走联合》的创作方法是行走、访谈、记录。这种行走具有双重时间维度：一方面是横向的空间穿越，从联合镇的一个自然村到另一个自然村；另一方面是纵向的时间穿越，从当代实践回溯到古代。当这两个维度在行走中交汇，乡村不再是静止的、封闭的，而是流动的、开放的，充满着历史与当下的对话。
“七十九岁的老陈，自称牧羊人，以种田为生，牵牛犁田是把好手，有两个儿子四个女儿却不靠子女养老，十年前开始养羊，如今有七十多只。他还写古体诗，笔记本揣在怀里，羊吃草时就坐在石头上写。”一个人在土地上劳作到老，未必就是苦涩，也可以是从容的、自足的。这样的细节，史料里找不到，只有坐在田头、坐在老人身边，才能看见、听见。
“坑底窟自然村早已是空村，但是桃花溪两岸还有零散的小块田地没有荒芜。两座木构楼已坍塌大半，陷于荒草中。入户的小路已消失，被藤蔓和茅草覆盖。房前的老梨树还站在那，黏附着曾在此生活的人烟气息。”这是颓败中的村庄真实的样貌。只有走进村子，踏入荒草没膝的小路，文字所抵达的村庄才真实可感。
詹学齐先生为了翔实地写出联合镇的广告产业，前前后后采访了三十多位广告人，还特意去厦门新机场广告项目部了解广告的设计、制作、安装，2024年元旦又奔赴深圳采访联合广告第一人陈俊树。笔者为了补充采访，三次到吉木村，两次到云山村，因土路颠簸，弃车徒步前往云山村畚箕湾自然村采访。正是这种田野调查式的严谨，让这本书既有文学的体温，又有史料的骨骼。这使得《走联合》超越一般意义上的乡村散文集，成为一场文化抢救行动。
《走联合》共66篇文章，41.8万字。数字背后，是一次以脚为笔的文学远征，它写梯田之美，也写梯田的荒芜；写“村村通”后的便利，也写“村村通”之前乡民挑着担子一天走六趟山路的艰辛；写林联旺制种九十多亩的收获，也写“三十六坵”（小地名）已经长满了芒草。
好与不好、新与旧、希望与失落，都被诚实地一并呈现。
在细节的缝隙里打捞文明
《走联合》采用了大量口述史的方法，云山村的包上通、连云村的林直坐、湖洋村的郑明镇、联西村的王立灶……这些平均年龄超过八十岁的讲述者，是农耕文明最后的活态载体。
连云村林直坐老人说，以前种的是高秆红米稻，留稻种时用古老的“穗选”方式，在田间挑选穗大粒饱的稻穗，单独收割、晾晒、存放，来年再育秧移栽。这是数千年来稻作民族世代相传的种子记忆，每一粒种子都是一部微缩的农耕史；连云村原村党支部书记林端渊说，以前过豆腐节时，要专门酿一坛酒敬卢公；湖洋村郑明镇老人说，迎灯时家家户户在户外燃起松明篝火，村民手舞足蹈，一路鼓乐相随；岭头村梁达铨老人说，人民公社时期，水稻灌浆后，大队会派一人敲着大锣巡村，“哐——哐——”地敲，锣声意思是：鸡鸭要关起来了，不能下田了。这些讲述者不仅是过往的叙述者，更是乡村变迁的亲历者。他们口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种农事实践背后，都是一整套关于自然节律、生态平衡和社群协作的地方性知识。
他们既见证了传统农耕的完整图景，也见证了这一图景的逐渐消解。
下云村包锦寿种了黄豆，往豆窝里撒一撮撮鸡毛，说是“做惊”，这是文言文的使动用法，使鸟雀受到惊吓。一个简单的动作，却蕴含了人与自然博弈的千年智慧。联南村曹绍波老人说，为防野猪拱地瓜、拱水稻，山上的田地四周拉起稻草绳，系上杀猪布恐吓野猪。这是农民在与野生动物共存中发展出的非暴力防御策略，不设陷阱、不放毒饵，只用气味和视觉信号划定人与兽的边界。村民去偏远的田地劳作，要带上午饭。“装午饭的竹篮或布袋通常用绳子吊挂在田边的树上。蚂蚁嗅觉灵敏，为了防止蚂蚁爬进装饭菜的竹篮或布袋，村民就在绳子中间系一根茅草叶子，这样，就算有蚂蚁闻香而来，大概率会拐上茅草叶，改变行走路线。”这种近乎天真的智慧，是千百次试错后凝结的经验，是山野间最朴素的劳动哲学。
云山村村党支部书记郑雄炎说，若有山麂、拉狸（穿山甲）闯进屋舍，要披红放生。“披红放生”的叙述格外引人深思。这不仅是民俗禁忌，更是传统乡村生态伦理观的体现，人与动物置于一个共享的空间中，彼此尊重，相互制约。在这种生态观中，野生动物的闯入不被视为威胁，而被理解为一种需要以仪式回应的“来访”，人通过“披红”这一象征性的尊崇行为，确认了自身在更大生命共同体中的谦卑位置。
《走联合》不是用情感重新构建一个联合镇，而是还原。而还原的基础就是对各种细节忠实地记录。
消失与重生
有一个严峻的现实：在城镇化进程中，许多偏远的小山村不可避免地走向凋敝，许多农事日益潦草、日渐消失，许多农具赋闲于某个角落蒙尘生锈。一个由自然生态、传统文化、生产方式等要素构成的传统意义上的田园，正在瓦解。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认证铭刻在联合镇10717亩梯田之上，这片开垦于唐代的土地被赋予了世界性意义。然而，认证无法阻止农耕方式的变化，无法留住那些正在老去的农人和正在消失的技艺。在联合镇的农耕博物馆里，那些蒙尘生锈的器物曾是农人与土地对话的中介。当这些工具被闲置，不仅意味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也意味着农耕文化传承的断裂。比如，“《薅草歌》配合着耙草时草耙一推一拉的动作。领唱部分是唱词的主要陈述，旋律固定，合唱就是哟——嗬——嗬——嗬。《薅草歌》适用于大坵的田，田头十几个人站一排，唱着《薅草歌》一路推向前，很快就能把一坵田耙完了。包上通老人兴之所至，一边唱，还一边辅以耙草的动作。”一些偏远的自然村已空心，一些偏远的田地已荒芜，还在耕种的田地用的是除草剂，《薅草歌》只能回响在逝去的岁月里，草耙只能在博物馆中才能一见。
但是，我们看到联西村井后自然村78岁的王立灶老人仍在铺路，云山村畚箕湾自然村仅剩的三户人家中，包氏兄弟依然在勤恳修补农具。在农耕文明整体式微的背景下，这些看似微小的坚持，维护着某种尊严与连续性。联南村联源崙近六百亩田地因交通不便而几近荒废，村党支部书记杨德强为修机耕路四处奔走，他说“好好的田，荒掉就太可惜了”，他捍卫的不仅是土地，更是一整套农耕文明的物质基础。
下云村位于金鸡山麓，2010年6月，因特大地质灾害（山体滑坡），全村搬迁下山。山上空空的下云村，村民叫老村。“村民不舍山上的老村荒芜，集资在老村建起祖祠，每逢重大节日便回老村祭祖。每年正月依然回山上老村迎董公（小信仰），全村轮流做福首。摆上丰盛的供品，请道士做醮，所有环节一丝不苟，虔诚而隆重。山下村部挂着老村的相片，山上公房一楼大厅挂的也是老村的照片。”这两张照片一张在山上，一张在山下，两张照片遥遥相望，像两个版本的故乡：一个在眼前，一个在心里。村民们骑着摩托车，沿着弯曲陡峭的山路回到山上老村，祭祖、迎董公，维持着完整的仪式秩序。下云村的故事，是《走联合》中关于“消失与重生”最生动的注脚。它告诉我们，真正的乡村消失，不是房屋坍塌、道路荒芜，而是最后一个记得祭拜仪式的人也不再上山。
下云村全村搬迁到山下后依然回到山上祭祖的行为，也提示了一种重要的文化心理：物理空间的迁徙未必就导致了文化记忆的断裂。故乡可以通过仪式、叙事和实践得以延续。在这个意义上，《走联合》不仅记录了乡村的过去，也提示了乡村的未来可能性。当农业生产不再是乡村的主要功能，乡村作为文化基因库、精神原乡、生态庇护所的价值将日益凸显。
《走联合》记录的不仅是一个乡镇的变迁，也是千百年来闽中乡村如何在自己的土地上扎根、生长、挣扎、告别的模样。既有农耕文明最后的体温，也有正在生长的、我们尚不知如何命名的未来。
当最后一堆迎龙灯的松明篝火熄灭，当最后一记巡田锣声消散，当最后一位记得“穗选”技艺的老农离世，《走联合》将成为后来者进入那片精神原乡的通行证。它是信物，证明我们曾那样与土地相处过，那样与四季对话过，那样在焦灼的田垄间守护过温润如玉的生活。
当村里那些老人渐渐离去，他们带走的不仅仅是个人记忆，更有农耕文明的记忆。《走联合》所做的，是在这扇门完全关闭之前，尽力抢救门内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