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建平
福建三明是理学重地，是闽学鼻祖杨时和理学大家朱熹的出生地和讲学地。浏阳市是湖南的省辖县级市，属长沙市代管，浏阳花炮产业中外闻名。杨时在浏阳当过知县，留下惠民德政，架起闽湘文化联动的历史桥梁；朱熹与浏阳也有过历史交集；还有不少闽湘士人客商留下联动两地文脉的事功遗存，他们牵起了三明与浏阳的闽湘历史文化渊源。研学这一段历史，对于丰富闽湘文化渊源的内涵，有效发挥古为今用的时代价值，加强两地的文化联动不无裨益。
一、闽籍知县浏阳兴学育产的接续德政筑牢湘明理学渊源的奠基之功
湘东的浏阳是一个有1800年历史的人口大县，其深厚文化积淀孕育于发达的书院文化，淳和民风得益于北宋理学家杨时任浏阳知县时崇文尚教，朱熹、张栻到浏阳传播理学，又经欧阳龙山、欧阳玄父子倡学崇文，大兴教化的欧阳中鹄、刘人熙、涂启先等推行经世致用之说的历代传承发展，形成“八大书院”文教体系，培育了一批经世致用人才。
在浏阳市博物馆中有一张古代浏阳历任县令的列表，上面注明有四位闽籍人在浏阳主政。南剑州将乐人杨时，北宋绍圣元年（1094）起在这里当过四年知县；明成化六年（1470）起，福建永春人赵炯当过两年知县；清道光四年（1824）起福建福清人林凤仪由临湘调署浏阳当过三年知县；还有福建连城人赖超彦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起任醴陵知县兼管浏阳五年。他们不同历史时期在浏阳任职，都勤于重县学，济民生、淳民风，繁荣文教事业，还关心过浏阳花炮产业发展，传承文明乡风和惠民德政，留下了令人称道的口碑，为早期闽湘文化联动奠基筑土。
理学大家奠基文教之风。浏阳历史上有四个是闽籍知县。杨时的籍贯注的是南剑州将乐，即现福建省将乐县。南剑州设置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因四川利州路有一个叫剑州的地名，因而将南唐所置的福建的剑州命名为南剑州，地处武夷山脉东南一带，包括现在的福建南平市延平区、顺昌县、三明沙县区、将乐县、尤溪县、大田县、永安市等地。南剑州是历史上文教兴盛之地，这里是理学重镇、闽学创始地，是产生理学家的地方。在这里出生的杨时是理学宗师湖南“濂溪先生”周敦颐的二传弟子，朱熹是周敦颐的五传弟子，与湖南浏阳都有交集。
杨时（1053～1135）是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诗人，是福建南剑州滋养的理学先师，也是串联三明闽学与浏阳湖湘文脉的核心人物。他和福建建州建阳游酢北上拜师“二程”演绎“程门立雪”典故，史称理学“吾道南矣”。杨时的弟子南剑州沙县（现属福建三明）罗从彦在南剑州传学带出了李侗、朱熹父亲朱松。杨时进士及第后首任知县便是在浏阳，在浏阳历史上留下崇文重教的德政事功。《浏阳乡土志》人物志载“浏乃龟山先生过化之邦，素称多士。流沿河洛，沂溯洙泗，先生一人而已，城南文靖故迹在焉。史工营治学校，先泮池，次书院，盖欲俾吏于土者知有所法，上事于儒者知有所宗云。”
在《浏阳乡土志·名宦篇》也记有宋时“杨时，字中立，号龟山。为程门高第，绍圣间，知浏阳县事，有善政。岁饥，发廪赈民。部使以催科不给抵罪，民恩不忘，建祠肖像以祀之。”浏阳《一统志》中也有对杨时“知浏阳，有惠政，民思之”的赞记。浏阳飞鸿阁又称归鸿阁，是宋代杨时任知县时修建的，是浏阳的景观建筑和文化标志，后重修时理学家张栻又撰文《飞鸿阁记》云：“宋兴百有余年，四方无虞，风俗淳厚，民不识干戈……靖康初，龟山杨先生任谏议大夫、国子监祭酒，始推本论，奏其学术之谬，请追夺王爵，去配享……浏阳实潭之属邑。绍圣初，公尝辱为之宰。岁饥，发廪以赈民，而部使者以催科不给罪公，公之德及邑民也深矣……惟公师事河南二程先生，得《中庸》‘鸢飞鱼跃’之传于言意之表，践履纯固，卓然为一世之儒宗，故见于行事，深切著明如此。”
杨时首次将二程洛学传入湖南，播种道南文脉，浏阳因此是湖湘理学的首发之地。《龟山祠记》是浏阳知县撰的记文，专记杨时的传学倡学之功。此地为“浏阳，宋龟山杨先生治所。先生举熙宁九年，始于此，终于龙图阁直学士。其命脉有于道体，忠烈着于朝廷，德泽流于党族，而无弊者……乃见吾浏之淳朴未消，浮伪不长，而先生之风化尚殷。”杨时逝世于南宋绍兴五年（1135），谥号“文靖”。浏阳人为纪念他，在他讲学的地方建起书院，朝廷赐名“文靖书院”，是浏阳的育才传学之地，在这里培育了大量人才，持续活化着浏阳的文教氛围。
闽籍知县延续弦歌之音。杨时留下的理学兴教遗风之所以在浏阳得到传承，文教之风在浏阳弦歌不辍，有当时文化贤达传续之功，闽籍仕人承杨时之风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明代时有福建永春人赵炯知浏阳，有崇文重教之功。《浏阳乡土志》中对赵炯的记载有“成化间知浏阳事。修筑土城楼。言行不苟，政令不苛，拳拳诲诱，民安而士劝焉。”《同治·浏阳县志》载：“赵炯永春人，成化六年任。修筑成垣，政尚宽简，殷勤诲诱，民安士劝，舆颂翕然。祀名宦。”
福建连城人赖超彦任醴陵知县兼管浏阳时，加强醴陵浏阳两地联动治理，修复醴陵学宫，续修《醴陵县志》，在醴陵倡导文教之风直接辐射浏阳。
清代时进士出身的福建福清人林凤仪知浏阳，《同治·浏阳县志》载：“林凤仪，福清人，嘉庆十九年进士。道光四年由临湘调属署浏阳，以廉称。勤于课士，公暇辄引诸生评骘诗文。以县学额隘，请增，为例格。寻以母忧去。”他重视书院发展，“勤于课士”业余“引诸生评论诗文”，坚持向上级请求增加浏阳学额，扩大书院规模，活跃治学气氛。上级同意他的请求并定“为浏格”即允准以林凤仪申请增加的学额标准固定给浏阳，使书院得以长久发展。
育产重商推行务实之措。产业兴文教兴，历任知县重行产学相得益彰之举。浏阳在花炮产业历史悠久，源于爆竹祖师李畋，盛于唐宋，明代知县赵炯注重浏阳花炮产业发展，首创了炮竹税，开辟了县级财政税源，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库空虚问题。经历代接续发展，花炮业成为浏阳的主导产业。清代，浏阳地区花炮生产分散，是家庭式作坊式生产，知县林凤仪对此认真研判，有远见有责任提出改进办法，任内不仅重文兴教，而且主张经世致用，发展商品经济，有力推动花炮产业发展。特别是采取促进产业化、商品化的务实措施收到良好成效，一是设立专业庄号，由庄号统一收购分散农户产品，进行质量把控、统一包装盒品牌销售；二是提高产业化程度，将分散的副业串连起来成为产业链，开展分工协作；三是拓展市场，扩大销售，通过水陆两路销往全国，奠定浏阳花炮历史声誉。
赖超彦主政浏阳时，稳定花炮税赋，降低花炮经营者成本，平衡花炮征税与财政增收的矛盾，得到百姓认可，同样是闽西人的黄性震称赞赖超彦的德政堪比西汉贤臣召信臣与东汉的杜诗，有“醴浏召杜”之誉，成为浏阳历史名人德政典故的来源。
二、朱熹与浏阳的文教关联开创湘明跨省文化渊源的拓展之功
浏阳文风茂华、文教兴达是历史先贤传承布道、弘扬光大逐步沉淀起来的。朱熹也与浏阳有过历史关联。朱熹知潭州时，其治学理政理念和重文教之风波及浏阳，淳化湘东这座历史名城。
行从政为民的殷殷嘱托。朱熹虽然祖籍徽州婺源，但其出生地在南剑州尤溪（现三明市尤溪县），是杨时的三传弟子。朱熹与湖南浏阳的交集始于朱熹的妹夫刘子翔（字彦集），子翔以父荫官湖南浏阳县丞。在刘子翔即将赴浏阳任职时，朱熹《送彦集之官浏阳》记述了此事。朱熹亲自送别并慎重赋诗，诗为五言24句，不仅抒发别离之情，也寄望于妹夫要坚守以民为本的初心，体恤百姓“君行岂不牢，民瘼亦已深。催科处处急，惟凿年年侵。”刘子翔任浏阳县丞是隆兴二年（1164）至乾道二年（1166），在任时牢记朱熹的嘱托，关心民生，宽待百姓，《浏阳地方志》记载其“宽慰彼氓，口碑上佳”。实际上通过刘子翔，朱熹的理学思想在浏阳继续播射传承。
为楼题阁匾的重学标识。朱熹任潭州知府时，为浏阳营盘罗民、浏阳李氏族谱撰写序文，特别是为当地第一藏书楼遗经阁题诗，体现对浏阳文化的重视。浏阳有一个藏书楼非常有名，是南宋文学家杨万里笔下的浏阳第一藏书楼。这里集聚了历代先贤的重要史籍，杨万里为藏书楼的重修写过传记，名为《李氏重修遗经阁记》，记录的是浏阳文化世家李氏家族兴文重传的文化贡献，遗经阁里藏着许多文化典籍，既是浏阳文教厚重的代表见证，也是历代名士关注浏阳文教的标志建筑。难能可贵的是李氏家族三代修阁，藏经传教，事迹感人。朱熹因此为遗经阁题写阁名，朱熹、张栻等数十位文化名家为遗经阁写诗抒情，增添浏阳文化的风采。朱熹有《寄题浏阳李氏遗经阁二首》为浏阳遗经阁写诗，虽未亲身登楼，但也为之吟诗表明他的关心重视。朱熹留给浏阳的这两首诗寓意深刻，其一为“老翁无物与孙儿，楼上牙签满架垂。更得南湖亲嘱付，归来端的有余师”；其二为“读书不见行间墨，始识当年教外心。个是侬家真宝藏，不应犹羡满籯金”。他把读书藏书比作真正的财富，赞扬李家不留子孙钱，而是留有藏书楼之传家之宝。浏阳藏书楼遗经阁，因有朱熹、张栻、杨万里等文化大家关注过，更显厚重底蕴。
欣为谱作序的崇文雅事。理学道统重家族文化传承。朱熹认为家谱与国史都很重要，家谱能明昭穆、淳化本源，强化伦理纲常，强调修编家谱要求真存实，切忌攀附显贵，重在体现家国情怀，耕读传家。朱熹为何对浏阳的家谱修编很关心呢？这是因为朱氏家谱载朱熹的先祖自粤迁入浏阳之故，后来朱熹各支后裔于清初自闽粤而来建祠于浏阳东乡，共认朱熹为先祖。南宋淳熙四年（1177），朱熹为浏东李氏家谱作序名为《李氏修谱旧序》，后为浏阳营盘罗氏也写过谱序，这说明朱熹对家谱修编的重视，是其以谱明理，以书传道理念的体现。而浏阳不仅是先师杨时当过县令之地，也是朱熹的姻亲之地，他的妹夫刘子翔，在此当过县丞，客观上存在许多亲缘纽带联系，时有故亲请他作序题字。朱熹也利用此类机会阐明人生哲理，传播理学要义，点赞浏阳社会贤达。在朱熹《李氏修谱旧序》核心内容中，有“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尊祖必敬宗，敬宗必收族。谱者，所以奠世系、叙昭穆、扬先德、戒后人也”，由此可观朱熹对修谱的态度。而朱熹为何要为李氏修谱作序呢？序中说“李氏自唐曹王往南封，发祥江右，播迁淮川（浏阳），诗书继世，遗经满阁。不殖货财，以书传家，得南湖（张栻）之教，有师道之传。谱成，俾子孙知本源、明伦理、守先训，毋忘诗书为本、忠孝为宗”，赞扬李氏宗族重教兴文，修楼藏经的益世善举。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朱熹是否亲自到过浏阳呢？从地方志资料看，在元代文献欧阳龙生《文靖书院论》称“龟山传周程之学，及豫章、延平、紫阳朱子，实承道院”。明万历《浏阳县志》、清嘉庆《浏阳县志》均记载：“文靖书院，宋绍兴间建，祀杨时，朱熹、张栻尝讲于此。”又见近代地方文史资料倾向于朱熹、张栻等著名学者来此开堂讲学。但目前没有可靠史料证明朱熹是否到过浏阳讲学，后世有“朱熹在浏阳楚文塔讲学”的说法，也缺乏权威史籍支撑。朱熹与浏阳关系密切，帮人题诗写序，但是异地寄题，未有朱熹本人诗文、日记、诗歌等第一手资料佐证为在浏阳所作。朱熹知过潭州，浏阳近邻长沙，承省会中心思潮“近水楼台”之利，文教播射深透，应有诸多机会受邀到浏阳讲学传学，但朱熹知潭州时间不到半年，史料只有朱熹到长沙、衡山一带活动，无浏阳行程具体记录，因而朱熹可能有心祭敬祖师但还来不及到浏阳去拜祭先师杨时遗址，具体史料有待进一步考证。
三、理学大家架起的湘明文化渊源交融互鉴的桥梁联动之功
杨时从北宋绍圣元年（1094）到元符元年（1098）在浏阳出任县令有四年时间，任期结束经江西水路、陆路辗转回到南剑州的将乐，继续从事理学传播，同时带回湖湘治理理念、湘中文教制度、浏阳执政惠民实务经验，延续闽湘文化渊源的交融。
倡导经世致用学风，提升闽学“经世致行”能力。杨时在浏阳理政四年，一边讲学理政，一边处理赈灾、水利、文化等地方治理基层实务，推行湖湘文化的“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学风，培养学者“经世致用”理念。杨时以将乐龟山书院为基地，改进闽地单纯谈玄说理风气，倡导读书脱离死记经书去通晓义理，注重县域民政、百姓疾苦去通晓社会基层，把务实致用治学观传授给罗从彦、李侗，而终被朱熹吸收，铸就闽学“内圣外王”核心特色以及“经世致行”务实气质，进一步融通了理学中湖湘学与闽学的致用务实内涵。
移植浏阳官办书院教化体系，完善以将乐为中心的南剑州地方文教制度。杨时在浏阳首创文靖书院，实行“官籍出资、士人讲学、惠及平民子弟、学用结合”的教化方式，不仅借鉴湘东书院的运转机制，也代表了宋代湖湘标志性的学教制度，在全国具有先进实用性。杨时返回三明将乐后移植这套模式，创建龟山书院。争取官府规拨学田，保障书院日常开支；打破士族教育垄断，吸纳不少普通农家子弟就学，复制了浏阳平民教化思路；在课程效益上体现经世致用，将“理学义理、地方政务、礼乐修身”分开课程教学；杨时从浏阳带回的这套官办书院体制不仅奠定三明将乐、沙县、尤溪等地书院架构，还吸引闽西、闽北等地方书院效仿。
吸纳湖湘刚柔并济的族群治理思路，融入闽地乡村治理实务。杨时在浏阳为政时处理过复杂的汉瑶杂居民族事务，所推行的宽和包容及实事求是的治理模式，较好地处理了民族矛盾、族群冲突，他把这套基层治理经验带回闽地，广为传播，并植于家风家训、村规民约、书院训条，对处理闽西一带如将乐、宁化多山、多土著、客族移民杂居地族群矛盾，调和社会冲突起到很好借鉴作用。
理学大家杨时往返于闽湘之间，对于融合两地文化起到牵引作用，这些历史事功在有关史籍中有明确记载。如《龟山先生语录》《杨龟山文集》记杨时归将乐后与弟子对话多次提及“吾共宰浏阳，湘人治学有可取之处”；在讲学中大量引用浏阳理政案例讲解义理，教学实用性极强；《将乐县志》《浏阳县志》等后世资料记录龟山书院、文靖书院的建造规制、学田制度、授课体系等书院历史有诸多相同之处，实证杨时移植湘东书院模式。杨时在浏阳建造飞鷃亭、归鸿阁等文化标志，并作《飞鷃亭记》《归鸿阁诗》，杨时归乡后常向将乐等三明人士诵读浏阳诗文，将湘地山水文学、亲民文风引入闽西文坛。
在湖南浏阳，后人仍铭记杨时的德政，传颂承继杨时在浏阳承二程洛学、传闽学淳化文教之风的功绩。如在杨时讲学地办了浏阳第一座官办书院，专祀杨时；浏阳文庙供奉杨时碑位；《嘉庆浏阳县志·风俗志》载：“浏俗淳朴，自杨龟山令邑之后，始成儒学文教之气。”
杨时亲自撰写《归鸿阁记》、创作的《浏阳五咏》等诗文广为传播。民间代代传颂杨时执政时治浏实绩，大旱之年减免赋税、开仓赈灾；严打官吏开设风月场所，净化民风；首创讲学书院，让理学教化浸润浏阳。浏阳纪念杨时的专属书院、文庙等是铭记他带来理学、开化湘东的重要场所，也是福建三明与湖南浏阳多年文脉关联的历史见证。
闽湘历史文化渊源深厚，时代价值转化潜力巨大。跨省文化联动是区域联动的重要内涵和支撑。要深入挖掘闽湘理学渊源，联合构建传承转化研究平台，联合整理理学史籍，相互邀请参加各自举办的全国性理学高峰论坛，将理学大家的传学事功相互植入各自的重要书院和理学文化园，如三明的龟山书院、朱子文化园等，湖南的濂溪书院、岳麓书院、湖湘文化园等。打通理学研学旅行，共同扩大理学传播力、影响力；要深入挖掘闽湘人文渊源，讲好近代史闽湘重要历史人物携手革新图强、睁眼看世界的历史故事，互相丰富历史名人陈列，激发爱国主义精神；要深入挖掘闽湘客家渊源，系统梳理闽湘客家文化历史事功，加强闽湘重点客家县市对口交流，促进客家文化互动，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要深入挖掘闽湘红色渊源，丰富纪念馆、陈列馆等展陈的闽湘革命家红色故事内涵，增加闽湘红色将领携手奋斗的红色故事展现，共同宣介互推客流，构建闽湘红色之旅线路。
（作者系福建省发改委原副主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福建省文化厅原党组书记、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