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陈英贤
在余朋公社林场工作的那段经历，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岁月。如今回望、记录，是为了重现20世纪70年代林业工人的生活印记。
1965年，我从清流一中初中毕业，回乡到清流县余朋公社蛟坑大队第八生产队务农。彼时，我年仅十五六岁，身体孱弱，样样都要从头学起。全劳力一天记10工分，我只得5工分，是半劳力。经过四五年的磨砺，我逐渐身强体壮，成为标准的全劳力，每天能挣10工分。
我家有7口人，作为家中主劳力，全年总工分仍不够购买分配的粮食，这便是当时所说的“超支户”。我曾想方设法摆脱这种困境，却始终未能如愿。
1973年，余朋公社成立“余朋公社林场”，从各生产队抽调劳力集中开展木材采伐工作。在林场务工的收入比在生产队出工高出3倍多。但在林场工作极为艰辛，每天顺从事10小时以上的重体力劳动，且危险系数极高。为了摆脱年年超支的困境，除了去林场采伐木材，我别无选择，于是跟着叔叔一同走进了林场。这一去便是10多年，直到1985年林场解散，我才回乡创办企业。
公社林场设在太山大队的水罗坪，距家约40华里。我和叔叔等人挑着大米、行李足足走了半天才抵达。水罗坪并非村庄，原是芹口国营伐木场下属的一个工区，区内有好几排土墙职工住房，配套建有学校、医疗室、食堂等设施。而公社林场仅有几座用油毛毡搭建的简易大工棚，住着100多名“树夫子”（对木材采伐工人的俗称）。
林场场长由陈昆辉担任，25岁左右，工作勤恳、责任心强。两年后，陈昆辉通过干部招考调离林场，接任场长的是陈森发。陈森发已有50多岁，不仅有着丰富的木材采伐经验，组织管理能力也十分突出，在他的带领下，林场10多年来经济效益稳定向好。
刚进林场，我跟着叔叔开挖拖树路。我们采伐的杉木大多10多米长，其中不乏18米长、尾径20厘米以上的造船桅杆材，单根木材材积就达1立方米以上。木材从采伐山场拖至公路装车点，全程足足3公里。由于木材长，普通道路无法通行，需沿山坑一路架设木桥，直至公路旁的装车台。
整个木材采伐流程中，架桥的技术含量最高，通常只有熟练的老师傅才能胜任。架桥前要先开辟线路，随后每隔4米铺设一根横枕，每根横枕由三四根木脚和驼子牢固支撑。直线路段的横枕上平行铺2根间距1米的杉木，供拖木工人行走，杉木上每隔1米多横扎2根杂木棍，用以承载木材；转弯路段则要用多根木材搭建鱼翅形木桥，桥面宽达十五六米，每隔30公分便扎两根硬杂木棍，确保木材能顺利转弯。木桥高度依地势而定，低处贴地而行，高处则达20多米。
下坡路段的木桥称为“流桥”，部分坡度可达60度，最长的流桥超过100米。下雨天流桥湿滑，木材拖拽时极易打滑，若工人无法控制木材溜滑速度，往往会人仰马翻。小木材通常需三四组人（每组2人）协作拖拽，而大型桅杆材则需10多组（20多人）合力才能拉动，转弯时风险更高。以左转弯为例，前排4组需奋力左拉，中间几组向前拖拽，后排三四组则需配合左拐奋力右拉，若动作不协调、配合不默契，要么前排工人被拽出桥外，要么后排工人失足掉落。
木材采伐的其他工序，如砍伐、剥皮、溜山、出山等也暗藏风险，难怪有人说“搞木头是没有牙齿的老虎，一不小心就会伤人”。林场领导常召开安全会议，反复强调团结协作与安全防范，告诫大家：“我们是新社会的林场工人，都靠出勤挣工分糊口，必须互相保障安全。”
在林场，一些习俗仍流传下来，大家都恪守不渝。例如，从早上起床到上山开工前，严禁随意说话。炊事员天蒙蒙亮叫大家起身时，不能说“起床”，要喊“出巢”；吃饭叫“开宝”，草鞋叫“马子”。这些规矩虽带有封建色彩，但大家都会自觉遵守。
我跟着叔叔开挖拖树路、砍伐杂木棍七八天后，每天傍晚都会和他搭档拖拽木材下山，之后又跟着叔叔练习走桥（拖木）10多天。凭借年轻力壮、手脚灵活，我很快适应了林场的生活与生产节奏。后来叔叔回乡，我独自留在林场，一直干到年底。那年林场评工时，我得了9分。
那年我不仅摘掉了超支户的帽子，还破天荒地从生产队分到150元分红。我在林场生活节俭，年终带回200多元用于过年。全家过了多年来最像样的一个年。
第二年，林场为每个生产队核定2名长期固定劳力名额。我自此成为林场固定工人，直至林场解散。
从第二年起，我系统熟悉了砍伐、剥皮、溜山、出山、开号、架桥、走桥、装车、整理桐口等全流程工作，且进步迅速。年底评工时，我被提升一级。又过了两年，成功获评最高等级10分。
水罗坪山场的杉木历经3年采伐殆尽，林场转而以采伐松木为主业。随着采伐区域不断迁移，公社林场多次搬迁场址，先后在乌龟坑、马面岭、小岩岭、月汤、张地、新桥坂等地设立作业点。
余朋公社林场自1973年建场采伐，至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各村山场由本村自行采伐，林场于1985年正式解散，前后历时12年。
1985年，我与几位好友合伙创业办厂，担任厂长27年，得益于在林场工作磨砺出来的坚韧顽强，我们创办的企业至今仍正常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