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达
暮春，阳光温和地打量着一群老者，在泰宁县城林业新村小区，他们相互打着招呼，或撑着手杖，或坐着轮椅，聚到楼下。齐鲁乡音在杉溪边回荡。
他们是一群来自山东的伐木工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来到福建，从此，把一切奉献给了这里的青山。
“1958年9月，经中共福建省委、华东协作会议商定（1958年、1959年和1961年）分别从山东、安徽、江苏、上海及省内闽南沿海抽调11万多职工支援福建省林业生产。”“1958年8月，从山东招来干部10人，工人950人，从闽南招来工人450人……”《福建省志·林业志》《泰宁县志》上留下了这群山东汉子千里南下的记录。
1955年泰宁有了国营伐木场，成立泰宁采伐队，1958年8月创办官江、大田、小北斗、水源四个伐木场，职工多数来自山东、江苏、浙江和闽南。
这些伐木工人刚来时大多未婚。1964年，根据华东局批准，召开关于巩固上海、山东、江苏支援福建林业建设职工队伍会议，有组织地安置职工家属，这些山东汉子有了小家，就此扎根。到了1970年，小北斗伐木场归属建设兵团十一团泰宁森工营，1975年兵团撤销，小北斗伐木场归属县林业局。
李学进今年88岁，是原小北斗伐木场的司务长，老家在山东省莘县张寨乡。1958年，他和同乡刘德成等人坐着闷罐车来到福建，辗转南平、建宁，1960年、1961年相继来到小北斗伐木场。那时，小北斗与官江两个伐木场合并，人员近400人，有老有少，大的50岁，小的17岁。来自莘县的有50多人，因困难时期吃不饱，1962年有20人返回山东。
小北斗伐木场位于泰宁县大田乡北斗村，与建宁县交界。村庄周围有七块石头似“北斗七星”。“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这些山东汉子身在北斗，看着“北斗”，开始了大地上的劳作。
那时生产条件落后，砍伐靠弯把锯、集材靠拉辘、运材靠抬，劳动强度极大。
李锡平是莱芜人，今年87岁。当年他是场里的砍伐工。“树砍到快倒时，要高声大喊提醒周围人员，然后木头朝着切口方向轰隆倒地。抬木头，一般要6—8人，多的10人。抬时换肩膀喊号子‘一二三、三二一’，大家边喊边走。工人抬木头导致出血受伤是常有的事。”李锡平还清晰记得当年的情景。
工人们把木头抬到河边堆头那里放下，用铁线固定，这要四个人互相配合。堆木头是个危险的活儿，万一木头从堆头滚下来，很容易打到人，要是打断了腿，就只能到医院接骨。木头外运要先放排到顺昌，再走水路，或走铁路到福州。
1961年，小北斗伐木场已有木轨路。木轨车的轮子骨架是木头的，装橡胶轮，木轨车上面是平台，放四层木头，很重，一不小心就会失控，车子若斜了，拉都拉不住。小北斗伐木场就有工人因此牺牲。
刚来时，大家在山场就地用竹木搭盖简易工棚，只有少数伐木场有木板房或土木结构房屋。房子用杉皮、茅草作顶，竹篾稻草泥墙，夜里工友们讲故事，一排房子里的人，从头到尾都听得一清二楚。
20世纪70年代，场部建起砖木结构房屋，而工区多数仍为木板房或土木结构房屋。那时，伐木工月工资28元。口粮按劳动强度定额，砍伐工最高的47斤，后勤的36—28斤，家属24斤。
从1964年到1984年，伐木场相继引进油锯、索道绞盘机，架设空中索道集材，1984年有16台绞盘机、汽车6部、拖拉机3部、车床1台，生产走向机械化。
当时，小北斗伐木场住着100多人，有卫生所，还常放电影。场部有小学，但孩子上中学十分不便，进城读书要两周才能回来一趟。李学进的女儿李英还记得，那时孩子们为了省一元钱，结伴翻山走路20公里回工区。
最让李英痛惜的是失去了母亲和哥哥，哥哥李斌是一位山东彪形大汉。
当年，在伐木场，男人们上山伐木，家属则负责种树、抚育。李英的母亲是植树造林家属队队长。1991年1月28日，腊月十三，造林队加快进度，想在春节前完成金湖林区植树造林的任务。李斌在工厂上班，那天正好有空，也一同去帮忙。树种完了，大家返程到了湖边，小北斗伐木场的船已开走了，众人就坐上农民的渔船。不料船漏水，船上十几名妇女都不会游泳。李英的母亲为救同伴牺牲了。哥哥已救了几名妇女，见母亲没上来，又下去救，结果再没起来。这起翻船事故死了5人。那年李英16岁，哥哥22岁。
20世纪90年代末，小北斗伐木场并入泰宁县国有林场，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伐木工人也住进了城里的林业新村。如今健在的原小北斗伐木场的山东老工人还有15位。
春风吹拂，这群老山东看着眼前的丹霞山水，总说想家了。老伴们就坐在背后，时不时地给他们揉揉脖子背后的肉球。当年，伐木场里都是两口子一起上山，家属开路造林，汉子们伐木、抬木，天长日久，脖子后就留下那个烙印，一个个有小拳头那么大，这些山东好汉总是平静地说，这是“富贵包”。阳光下，那一个个肉球，或黝黑，或通红，或金黄，如同一枚枚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