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陈英贤
1962年，我从沙芜中心小学考入清流一中。这所创办于1928年的学校，原名“清流乡村师资养成所”，历经数十年沧桑变迁、几度易名，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定名为“清流县第一中学”。
当年，清流一中初一仅录取3个班，约150名学生。入学时，全校共设9个班（初一3个班，初二、初三各2个班，高一、高二各1个班，当时尚未开设高三），学生300余人，教职员工仅30多位，校长是宁化籍的王志刚先生，他沉稳务实的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学校坐落于城关东面的龙津河畔，校舍古朴简陋。礼堂与饭厅合二为一，教室是土墙搭建的平房，宿舍则是陈旧的木质房屋——上下铺木制架子床，每张床要睡两名学生，一个宿舍挤着几十人，部分学生要在校外租房居住。图书馆和阅览室都是小巧的木头房，全校唯有教师宿舍和办公楼是砖混结构：办公楼共两层，二楼是校长室与教师教研室，一楼为实验室，其余建筑皆为旧木屋或土墙房。
最让人难忘的是那片宽阔的操场。操场东侧矗立着六株挺拔的苦楝树，高达四层楼，清晨有小鸟在枝头欢唱，盛夏则传来悠悠蝉鸣，为艰苦的求学时光增添了几分生机。操场上设施简朴：两个泥土铺设的篮球场、长短相间的土跑道，还有单杠、双杠、跳高垫、跳远沙坑等运动器材。它们，承载了我们最热烈的青春——每天早晨和上午第二节课后的广播体操、每年如期举办的全校运动会，都成了刻在记忆里的珍贵片段。
操场东侧，一条小径穿过明清古城墙遗留的石拱门，直通龙津河，河水清澈见底，蜿蜒环绕着县城，是师生们的天然乐园：同学们在这里洗衣浣衫，一到夏天，不少师生结伴来此洗澡、游泳，河面上的欢声笑语，至今仿佛萦绕耳畔。
全校师生共用一个食堂，实行“自放米、统一蒸饭”的模式。交菜金的同学可享用食堂集体煮的菜，学生每月菜金3元，老师4.5元，即便如此，对于不少乡下来的寄宿生而言，一天一毛钱的菜金仍难以负担，我们大多靠着从家里带来的咸菜下饭。农村学子的衣物也多是打了补丁的旧衣裳，好在学校格外体恤贫困学生，设立了不同等级的助学金，对特困生更是给予特殊照顾。记得63届初一的江同学，家境贫寒，寒冬腊月仍穿着单薄的衣裤上课，学校得知后，当即发放8元补助金，特意叮嘱他专款专用，缝制一件棉袄过冬。城关的同学生活条件相对优越，衣着整齐得体，但他们从不嘲笑农村学子的寒酸，大家相处融洽、互相关爱。有位江姓同学，一晚和几位伙伴到县政府门口的灯光球场看篮球赛，因比赛太过精彩，看得入了神，钱包被偷，里面装着他半年的生活费和粮票。江同学本就靠着伯父伯母的资助才得以求学，此番变故让他欲哭无泪，甚至做好了辍学的打算。同班的何新翁同学得知后，一边安慰、鼓励他，一边陆续帮他垫付了近半年的生活费，才让他得以完成学业。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江同学铭记了一辈子，也让所有同学由衷敬佩。
老师们的生活同样清苦。大学本科毕业的老师，月薪只有45元。他们住的是约12平方米的小单间，白天课程繁重，一位老师往往要承担两个班的主科教学，晚上除了备课，还要批改两个班的作业；至于体育、音乐等副科，全校仅由一位老师兼任。即便如此，老师们课堂上讲解得细致清晰，对学生关怀备至，他们的师者风范，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我读初一时在甲班，班主任邓远春老师教数学，他治学严谨，在学生中威望极高。语文老师黄丰喜是上杭人，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我们必须全神贯注才能听清他的讲解。最让我们着迷的是历史老师江浩明的课，他学识渊博，讲课从不用讲义，条理清晰、生动有趣。相比之下，俄语课则让大家有些头疼——单词难读难记，俄语老师马锦文刚从大学毕业，深知我们初次接触外语的不适，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教读、耐心纠正，直到我们全部掌握。其实我们在俄语学习上花费的时间比任何科目都多，几乎占用了每天的早读时间，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全班俄语平均成绩达到了75分。
还有一位让我印象深刻的老师，是王海演先生。他是本县余朋乡蛟坑村人，福建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原本在永安一中任教。王校长听闻他教学颇有造诣，便邀请他调回清流一中任教。王海演回校后主要教授高中语文，偶尔也会到我们班代课，他说话温和，讲解通俗易懂，同学们都爱听他的课。更令人钦佩的是他深厚的书法功底，楷书端庄、行书流畅、隶书古朴，每一笔都尽显功力，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3年，清流二中（在灵地）复办（清流二中创办于1958年，1962年停办，和一中合并），靠近灵地的学生陆续转至二中就读，因此清流一中初二仅保留两个班。
弹指一挥间，六十年光阴转瞬即逝。如今，我早已青丝染霜，但对清流一中的记忆依旧清晰如昨。那段艰苦却充实的校园时光，那些纯粹真挚的师生情、同学情，早已沉淀为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