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瑄
高考后的那个夏天，我像一只终于挣脱笼子的鸟，扑棱着尚未坚硬的翅膀，向北疆无垠的旷野与大连咸润的海风里，去寻找一种想象中的辽阔。然而，命运这双调皮的手，却将一张我毫无准备的地图，轻轻推到了我面前。那上面，用极清秀的笔触，写着两个字：三明。于是，我收拢了看遍“大”风景的、略有些疲乏的羽翼，像一片无心的秋叶，被卷落进闽中这一片深浓的、我连名字都觉陌生的绿里，一住，便是四年了。
初来的日子，有些局促。这城，是“两水明如镜，三山翠作屏”的，水是沙溪，山是麒麟、虎头……名字都透着朴拙。它不似北疆的豪放，也全无海港的气派。它静，绿，深。街道是依着山形水势的，不很平直，却自有一种行云流水的韵致，走着走着，一抬头，不是一脉青郁郁的山扑到眼前，便是一湾清凌凌的水，从楼宇的间隙里，闪出它碎银似的光。我像一只误入宋人青绿山水的工笔小虫，对那满纸的皴染与点苔，既感隔膜，又生出一丝怯怯的、想要探看的好奇。这好奇，是情感最初的、最细的根须，它要往这土地里扎，需得些时日。
一个周末，我信步登上市郊的虎头山。到得山顶，暮色已合，四围的峰峦，成了天幕上浓淡不一的剪影。正欲折返，城里的灯“哗”地一下，醒了。温温的、黄黄的，从山谷的皱褶里，从江流的臂弯间，慢慢地渗出来，漾开来。近处的极清楚，能看见街灯拉出流动的金线；远处的便溶成一片，像打翻了的暖蜜，在墨玉似的山体间缓缓流淌。四下的虫声织成一张密网，将人暖暖地罩住。风过松梢，是沉沉的、湿湿的声音。我忽然便怔住了，心里那点因“大”而生的空落，与初来的生疏，被这灯火一点点填满，熨帖。沈从文先生忆及湘西时说“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此刻，我看久了这山城的灯火，仿佛也从那光与影的静默对话里，得了一点“平时不能得到”的安宁。这安宁，是三明给我的，最初的、也是最好的接纳。
于是，我有了从容的心，用脚步去读这城的“经”与“典”。我寻到正顺庙，看那宋代便立于此的、祀着谢祐将军的殿宇，飞檐在树叶的婆娑里划出古寂的弧线。我坐在斑驳的石阶上，想这山城，古来竟也是“义旗西指，八闽底定”的兵家要冲，朱熹曾在此“半亩方塘”问渠哪得清如许，文天祥亦曾在此驻节抗敌，墨迹悲歌。这城，不是没有历史的，只是它的历史，不筑成显赫的碑碣，不写成喧腾的史传，而是如这山间的苔，江底的沙，一层层，一沓沓，沉在生活的肌理里，须得静心才能触到那温厚的、有情的余温。我在沙溪河边看那一溪青绿款款前流不舍昼夜，仿佛是这个城市强健的脉搏。这哪里是“小”呢？这分明是另一种“大”，是时间沉淀出的、生活本真的丰饶与深厚。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我与三明，大约便是如此。我的目光所及，脚步所至，让那些沉睡的“典”与“经”，那些日常的、诗意的细节，在我心里，一时都生动起来，成了我生命里再也无法剥离的一部分。
后来，我竟也学起本地同窗，在清晨或无事的时候，到溪边去，什么也不为，只是走。看晨光如何将云彩染作橘红，又怎样将金粉均匀地撒在粼粼的水面；看晚霞如何将天边烧成一段锦，又怎样慢慢冷却，沉入青灰的、绒布似的暮色。溪边的风是永远湿润的，带着水汽与植物清气的，拂在脸上，像最上好的、凉滑的绸。沙溪水总是不急不缓地流着，将山的影、楼的影、人的影，都温柔地拥在怀里，摇着，漾着，便都成了画，成了诗。我忽然觉得，这四年的相伴，与其说是我在了解一座城，不如说是这座城，用山的气度、水的柔情、古老而温热的脉搏，在重新塑造一个我。它教会我的，不是向外去征逐那无垠的、目眩的“大”，而是向内，去体认一种深邃的、饱满的“在”。如同这城本身，安然地“在”这万山丛中，不争所谓通衢大邑的名位，却自有一份千古的风流与日常的、坚实的诗意。
如今，当我偶尔在图书馆的窗边抬起头，望见远处那一脉在烟岚中青得发蓝的山影，心里便涨满了温柔的潮水。我终于懂得，人生有些相遇，并非在计划中的、奔赴的壮阔，而恰是那不期然的、安然的降临，才孕育出最深刻的情感与哲思。北疆的辽远，大连的潮音，是我青春书卷上浓墨重彩的序言，而三明，这闽中山城，却以它四年静水流深的相伴，成了我生命正文里最沉静、也最不可或缺的篇章。它让我相信，最深广的“辽阔”，或许，就在这最安稳的、被山水轻轻怀抱的此时此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