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兰
立项、采风、开笔、定稿、校编……历时四载删改调补，两部长篇传记文学《黄慎传》《伊秉绶传》终于付梓首发。捧卷在手，书香氤氲。如陪伴一个婴儿从孕育到呱呱坠地，作为此次创作的组织者与见证者，深感多年磨一剑的沉潜不易，以及为乡邦先贤立传的责任。
历史文化名人是一方水土的精神魂魄。家乡宁化，千年古邑，文脉绵长。黄慎和伊秉绶，一位是“扬州八怪”之一，一位是清代隶书的集大成者，他们是写入中国美术史和书法史的闽籍“书画双子星”，是宁化最有影响力的文化IP。因此，“宁化历史文化名人传记系列”立项之初，便将两位先贤置于卷首。
一个地方的文化，最熟知的应该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当地作者应是首选。县作协主席鸿琳主动担当，认领《黄慎传》。鸿琳本名刘建军，是宁化首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血师》《檀河谣》《东方欲晓》等多部红色长篇小说。
另一位作者俞祥波，中文系科班出身，新闻报道很见功力，工作之余，笔耕不辍，散文常见诸报刊。作为县融媒体中心主任，工作忙，但受伊公人格魅力的感召，还是欣然接下《伊秉绶传》的创作任务。
30多年前，外乡人踏入宁化，最先邂逅的文化符号，或许便是黄慎。县汽车站旁的瘿瓢园内，一尊白色雕像傲然孑立——那是1987年黄慎诞辰300周年之际，家乡人民为他树立的碑。作为“扬州八怪”的核心人物，黄慎以布衣之身，凭诗书画三绝名满天下。闽省学界对其研究早有积淀，邱幼宣《黄慎研究》的学术考辨、范迪安主编《黄慎全集》的书画荟萃，为《黄慎传》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与列入《清史稿》的李世熊、雷鋐、伊秉绶不同，黄慎作为平民画家，正史记载寥寥，史料散佚难寻。为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黄慎，鸿琳煞费苦心：重走黄慎一生行迹，遍寻建宁、南平、赣州、扬州、南京、广州诸地，通过实地考察，感同身受，获得更为真切的历史现场感；又旁搜远绍，广集族谱、方志与学术文章等，于浩渺史料中打捞碎片。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鸿琳以多年党史方志工作的严谨考据修养，加上小说创作的细腻推演能力，巧妙勾连史料，填补历史空白，为布衣画圣撰写出一篇精彩史传。
《黄慎传》全书33万字，以时间为纵轴，以黄慎诗句为章节，将传主的一生划分为七个清晰阶段：家住翠华山下（苦难童年）、燕子来时风雨多（建宁学画）、霞彩雨墨写青天（外出鬻画）、人生只爱扬州住（初到扬州）、归去青山好著书（携母归宁）、只今重对扬州月（再入扬州）、且看黄花晚节香（回乡养老）。全书沿着黄慎的诗作和画脉索解其生平，笔调从容，叙事流畅，于细节处见功力。如黄慎十四岁时，父亲外出经商不幸去世，母亲一人担起全家生计：“当时宁化流行种苎麻，用苎麻织布是乡民的一大副业。曾氏在自己破旧的宅屋里，点着昏黄的油灯，一边手摇纺车织布，一边让黄慎坐在油灯下读书。天寒地冻，曾氏纺纱的手指皴裂得鲜血淋漓，痛彻心扉，但她不能停息，全家的生计就在这辆纺车上……曾氏下厨，煮好饭，首先就是端给年迈的公婆，留下一些粥汤，将米糠和野菜一起熬煮，与四个儿女一起共食。”结合《宁化县志》“是年，大荒，饿死人无数”的记载，作者合理还原了黄慎一家的生存危机，更凸显出母亲“硬颈”精神对其一生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精神，支撑他在寺庙啖粥学画时不改其志，在持管走天涯鬻画时不畏其难，在扬州成名后千里迎母奉养，在母亲辞世后倾家修建贞节牌坊于五星弄。
此外，作者对诸多历史悬案的考证，比较令人信服：据族谱与诗文，大胆考证出黄慎第二任妻子为扬州人，育有二子茂瑛、茂瑸；对一直有争议的黄慎与上官周的关系，作者也作了梳理澄清：“从黄慎少时学画的经历来看，当时的他是没有机会拜上官周学画的……黄慎算是上官周的私淑弟子更为合适。”为学界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伊秉绶不仅是一位开宗立派的书法大家，更是一位以清廉善政载入《清史稿·循吏传》的从四品官员。其为官为学为艺，立德立功立言都堪称典范。作为女性视角，在普遍纳妾的时代，他居然能坚持一夫一妻白头到老，更是让人感佩。在书法界，伊公拥趸甚众，对“伊隶”心摹手追，奉为圭臬。伊秉绶的故居、墓园，经常有全国各地的伊粉慕名拜谒。
如何写好这样一位偶像级人物？俞祥波给出了答案。
他从《清实录》开始，细读伊秉绶所在的乾嘉时期，捕捉和那个时代有关联的大小事，立起经纬坐标，将人物放到历史中，为官、为艺与为学均放置于相关象限。又熟读精研谭平国先生的《伊秉绶年谱》，从县档案馆复印手抄本《留春草堂诗钞》，逐字逐句点读、断句，从诗文体悟传主心境。他两次赴京，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手工抄录与伊秉绶有关的奏疏、手札、尺牍等原始文献。在资料考集方面可谓是扎下了硬寨，下了笨功与苦功。仅文末附录的参考资料便多达120余部，更遑论无数未刊档案与论文。作者还重新梳理了伊秉绶大事记及部分书画碑篆金石活动。在一遍遍的寻访与研读中，一步步走近他，了解他，最终完成了血肉丰满的传主塑造。
《伊秉绶传》有三大惊喜值得一提：
其一，文字有质感，语言密度大。全书洋洋35万言，视角开阔，文气沛然。作者有意识地精读抄写清代笔记小说，力求以符合时代语境的叙事语言，精准凝练地还原历史场景。借鉴当年明月的写作风格，于轻松叙述中见严谨，在流畅表达中显考究。奏疏、诗词、尺牍以及史料等原文的适时嵌入，更增添了历史现场感，显示了作者消化史料和驾驭篇章的功力。
其二，结构有巧思，双线呈闭环。全书以伊秉绶的宦海沉浮与“伊隶”书风形成为两条主线，为官为艺相互交织，彼此印证。作者既着力书写其“大清循吏养成记”——求学的勤勉、赶考遇良师朱筠的幸运、刑部任上的父教、惠州与扬州知府任上的勤政爱民、救灾民于水火，以及他的“京城朋友圈”——与刘墉、纪晓岚、阮元等名流的交往；又深入探寻“伊隶”的“来时之路”，细致阐释“笔正缘心正”的书风形成，文中多处有这样精到的揣述：“处在乾隆嘉庆时期，国力强，社会总体稳定，可以无障碍实现自己‘正大雄强’之审美意图。总之，他是专业但不是专注于此的书家，而是文人书家，他有职业书家的专业技巧与能力，但他的境界更加超脱……他不断有着新的感悟，然后不断注入书写之中，形成一种宽博古拙、雄壮挺拔的书风。”
其三，群像有厚度，史笔见文心。作者并非孤立地书写伊秉绶，而是以其为线索，串联起清中期宁化的人文画卷。天才都是成群结队来的，彼时，宁化人才井喷：康雍时期，伊秉绶的长辈雷鋐、伊朝栋和阴承方三人亦师亦友，被称为“宁化三贤”；乾嘉时期，伊秉绶与同窗好友吴贤湘、张腾蛟亦被称“宁化三俊”。作者不吝笔力，对这几位先贤生平、思想与成就均作了详细考证，还原了宁化士子从县学入泮到汀州科试、福州乡试、京城会试的艰辛历程，历史干货满满。特别是对传主父亲伊朝栋，这个被儿子盛名所掩盖的从三品京官，作者巧妙穿插，让他跟随伊秉绶的每一个重要阶段出场，使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版本的“伊朝栋小传”。同时，对早逝的天才张腾蛟也着笔颇多，作者从留下来的悼亡诗中解读传主与张腾蛟的友情、朱珪与张腾蛟的师生情、宁化父老乡亲的意难平。对张腾蛟莫名被停科殿试的原因也作了合理的推演，使本书兼具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
1763年，宁化知县陈鼎为黄慎捐俸刊刻《蛟湖诗钞》，成就一段文坛佳话；262年后的今天，在宁化县委、县政府的推动下，黄慎、伊秉绶两部传记出版。
2025年，恰逢宁化建县1300周年。时光漫过1300个春秋，那些在岁月中留下名字的人，便是这片土地的灵魂。郑板桥曾盛赞黄慎“画到精神飘没处，更无真相有真魂”；俞祥波为伊秉绶所作《有魂的字》主题曲中亦云：“写有魂的字，做有魂的人。”他们的魂，是笔墨间守正开新的艺术之魂；是客家人“硬颈毅行”的精神之魂；是宁化儿女“励志名扬”的家国之魂。
《论语》有云：“就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对于宁化后学而言，这两部传记正是可触可感的“近譬”，是先贤“处江湖之远”和“居庙堂之高”两种境遇下的励志人生样本。他们都曾得家乡地气灵脉的浸润，而走到全国的文化舞台中央。当我们想到，黄公伊公和我们同样喝过翠江的水，望过翠华山顶的月，吹过寿宁桥上的风，说过同样的宁化乡音，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连接感、自豪感，升腾起笃定的乡邦自信——这片土地曾孕育如此高标伟岸的灵魂，我们的血脉中，亦必然流淌着同样优秀的文化基因。
鸿琳与俞祥波两位作者，满怀乡土深情和文化自觉，如蜜蜂采粉，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爬梳剔抉，去芜存菁，最终为读者酝酿出甜美的文化花蜜。两位作者都表示，写作过程虽然煎熬，但也获得成长蜕变。他们与传主完成了一场跨时空的双向奔赴：作者以笔为桥，怀揣敬意探寻传主的生命轨迹，而传主也以身入局，用自己的人生故事与精神高光，反哺地方后学。在写作中，作者的笔力得以锤炼，视野得以开阔，格局得以突破。
当然，两部作品不免存在瑕疵，未尽之处亦待来日。但它们的出版，无疑为后续的学者与文艺创作者研究黄慎伊秉绶文化奠定了基础，也期待更多有识之士来关注宁化名人文化的发掘与传播。愿黄慎与伊秉绶的精神，如翠江之水，永远滋养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读有魂的书，做有魂的人，传有魂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