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生
一条洛阳溪在蓝天下低吟浅唱，蜿蜒流过我的家乡。每回返沙县柱源村小住，我的目光总会越过溪流和花一般的田野，盯上对岸的镇头村，两村遥遥相对，不过两公里，那里，有我此生忘不了的英烈宫（俗称太保庙）。古庙是曾经的镇头中心小学，青瓦上长着零星瓦松，木门轴吱呀作响，教师宿舍也在偏殿，寒夜孤灯曾照亮我的奋斗的身影，让我刻骨铭心，一辈子难忘。
1977年秋，我从沙县茅坪小学调到镇头小学，学校的宿舍、食堂、办公室，全设在这破旧的太保庙里。庙内的木柱被岁月浸得发黑，墙角爬着青苔，神像前的香炉积着薄薄一层香灰，偶有村民来上香，青烟便顺着漏风的窗棂飘出，混着田埂上的泥土气息。我担任附设初中班班主任。站在三尺讲台上，望着台下几十双清澈又充满期待的眼睛，我有点惶恐但又无比坚定。那时，乡村的教师队伍半数以上都是民办或代课老师，大家领着微薄的薪水，在简陋的教室里默默坚守。粉笔灰落在肩头，像故乡清晨的霜。当恢复高考的春风吹遍大地，像我这样出身贫寒的年轻人，心中都燃起了希望。
1978年的中专考试，我因数学短板名落孙山。当成绩单送到学校时，那些若有若无的耻笑，如针般刺在心上。我只能将全部希望寄托于下一次考试。那时学习资料奇缺，新华书店里唯一一套高考自学丛书刚到货便被抢购一空。我东拼西凑攒了一些钱，才托远在南平的亲戚买回四本数学自学丛书：《代数》上下册与《几何》上下册。那一年，我的书页上爬满密密麻麻的批注，有的用铅笔标注，有的用红蓝墨水勾勒。白天忙着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傍晚下班还要匆匆赶回家，沿着田埂小路快步走，到家后帮父母种菜浇地、喂猪养鸡，照顾年幼的弟妹，只有等夜深人静时，才能点亮煤油灯熬夜温书。灯芯跳动着橘黄色的光，奶奶心疼地端来白开水。我常常为了解一道几何证明题，在草稿纸上画满图形，推演到凌晨仍毫无睡意，煤油味混着窗外飘来的草泥味，成了深夜最清晰的印记……父亲患病多年，母亲体弱干不了体力活，弟妹太小，一年到头，一家人常常连口粮也赚不到。年迈的奶奶却总是乐观地说：“好人有好报，太保爷一定会保佑孙子的。”
我知道，太保爷是个俗神，草民出身，乌脸大汉，右手高举板斧，左手二指直指前方。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空气中渐渐弥漫起年味。为了能不受打扰地攻克数学难关，我主动向校长提出寒假守校，却被他一口回绝——他指定了本地的郑老师守校。寒假，我依然留在了学校，将“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字条贴在宿舍墙上。那段日子，生活简单到了极致：每天清晨醒来，一边翻看数学书，一边在土灶上煮稀饭，煮好后分盛在三个粗瓷碗里，中午和晚上只需简单热一下便能果腹。郑老师偶然得知我的窘境，便从家里带来一小包腌制的咸萝卜。我每次只取一两条，就着白粥慢慢咀嚼，那咸脆的滋味混着米香，成了那段艰苦岁月里最鲜美的馈赠。郑老师深知我备考不易，对我独自留在庙里学习的事守口如瓶。也有青年教师悄悄带来几个红薯，红薯带着柴火的焦香，掰开后冒着热气，这份沉默的善意，如冬日暖阳，温暖了我孤寂的备考时光。
除夕之夜，窗外的鞭炮声此起彼伏，震得破旧的窗棂微微作响。而我，独自坐在由破庙隔成的狭小宿舍里，守着一盏昏暗的电灯，桌子上铺满了数学公式与习题。一阵冷风吹来，我打了个哆嗦，想起奶奶的话，但愿太保爷像古希腊为人间取火的普罗米修斯一样，给我一些温暖。不过是发呆一闪念，我便被炮仗声震醒了，双手抱着一杯粗茶，周遭的喧闹与我的孤寂形成鲜明对比，却让内心愈发沉静——笔尖划过草纸的沙沙声，伴着庙外传来的五更鸡鸣，是我最坚定的新年誓词。
考试如期而至。放榜之日，我忐忑地来到公社招生办查询，当在名单上看到自己名字时，我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乡亲们夸我有志气，同事们纷纷道贺，有人开玩笑地说：“这小子能考上师范，肯定是太保显灵了，毕竟他和太保爷一起过的年。”我听后淡然一笑，心中格外清醒：这份收获与神明无关，正如《国际歌》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那些寒夜的苦读、除夕的坚守、老师们的善意，还有心中不灭的希望，才是真正照亮前路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