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诗敏
抗日战争时期，三明共产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抗战方针和斗争策略，团结各阶层民众，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抗战文化宣传活动，引领抗日救亡运动发展，民众团结一心，奋起抗战。
一、三明抗战文化宣传的发展历程
“九一八”事变后，三明地域的中共地方党组织将抗日救亡宣传融入苏区革命斗争实践。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抗日救亡的宣传动员成为重要任务。“七七”事变后，中国工农红军各地抗战文化宣传活动蓬勃发展，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内迁永安后，更是将抗战文化宣传活动推向空前繁荣。
1.局部抗战时期
动员群众集会示威。1933年9月18日，泰宁县通过化装宣传队表演和演讲等方式，开展纪念“九一八”两周年活动。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接连失利，为保卫中央苏区根据地腹地，1934年1月起，红军在三明苏区进行艰难防御，在此形势下，沙县群众举行反帝反蒋示威大会。1934年7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携带160万份文告、标语、传单等抗日宣传品，由瑞金出发执行任务。7月15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发布《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北上抗日先遣队也同时发表《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宣布“派遣先遣队北上抗日”这一军事部署的纲领及目的，表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一起以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三个宣言书的同日发布，使永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宣言的发布地。
策应斗争形势变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为使军民更快地熟悉新的形势变化，把拟发布的《讨蒋纲领》改编成六言顺口溜、六言布告、抗日反蒋四字经等，将日本的侵略、民族的危机、蒋介石卖国、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等内容，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让党的抗日讨蒋主张在民众中广泛传播，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感染力，为后来建立较为巩固的游击根据地和地方武装，奠定了群众基础。
2.全面抗战时期
开设学校课堂。大田县中共地下党员林鸿图组织学生“晨呼队”并进行军事训练和实弹射击；中共武陵小学支部开办“青年读书会”“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以出墙报、黑板报、刷标语、组织演讲会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宁化县抗敌动员委员会以县民众教育馆为阵地，开办抗日宣传专题讲座，每周末邀请社会知名人士主讲，宣传抗日前线战局形势、我军抗敌成绩、历代民族英雄抗击敌寇侵犯的英勇事迹。
创办地方刊物。三明各地积极创办抗日救亡报刊，如《田民呼声》《沙县青年》《建宁三日刊》《明溪抗敌刊》等，除传播抗战消息外，还刊登民众的时评、诗歌和漫画。其中，大田党组织还善于抓住典型事件开展群众性抗日宣传动员工作，如在《田民呼声》和《田民画刊》上揭露国民党大田县县长假借抗日救亡之名欺压百姓、大肆敛财的恶行，赢得群众支持，鼓舞了当地人民进行正义斗争的信心。
开展文艺演出。在将乐，战时民众教育学生队组织了一支演出队，以宣传抗战必胜、日本必败为主要内容，用说唱、快板、小话剧等通俗文艺表演形式，深入街道、农村演出。“福建省抗敌后援会泰宁分会”组织“杉阳抗敌吟社”“抗敌剧社”，深入街头和农村圩镇宣传演出抗日话剧、歌剧。集美职校和大田初中的师生运用集会声讨、街头宣传、下乡演出、教唱歌曲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国，褒奖抗战英烈的事迹。
3.空前繁荣的永安进步抗战文化活动
建立出版发行矩阵。以羊枣、黎烈文等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在永安先后创办出版社、编辑单位、新闻通讯社、图书发行机构、印刷所；出版发行报纸、期刊、各类专著、丛书和丛刊；设立文化学术团体和群众组织；发表作品和出版专著。先后参与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中共党员有60多人。
贴近民众进行创作。文化工作者深入前线、农村和内地，运用通俗的大众化文艺形式，向广大民众宣传全民族抗战的政策及局势，揭露民族败类的投降卖国行径和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指明抗战必胜的光明前途，将进步文化活动同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如姚勇主编的《战时民众》刊物，内容通俗，常刊登抗战时事新闻、评话、活报剧、漫画等，非常符合农村宣传和民众口味，1940年4月推出“讨汪特辑”，在民众中影响特别大。
注重与时势结合。皖南事变后，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高压政策，永安抗战进步文化界总结斗争经验，由文艺宣传向理论研究转变，开展国内外政治、军事评论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宣传，推动进步文化活动同不断高涨的民主运动融为一体。如经济学家王亚南撰写的《中国经济原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特质和运动规律进行全面系统阐述，向社会大众深刻阐释了旧中国经济关系的本质。
二、三明抗战文化宣传的多种形式
抗日战争时期，三明地域中共地方党组织结合实际，广泛开展标语宣传、报刊宣传、文艺宣传等，有力凝聚社会各阶层人士共识，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1.标语宣传：标语是红军宣传党的政治纲领、发动群众、瓦解敌人的重要武器。如“打倒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红军是真正的抗日（反）帝武装力量！工农群众武装保障中国领土”，这些标语篇幅短、口语化，符合民众的认知水平，便于加强情感认同。有的以团结抗战为宗旨，如“欢迎十九路士兵与红军联合起来打帝国主义国民党去”“中国民众们一致起来加入抗日会”，旨在尽最大可能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动员和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起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有的揭露国民党对日妥协政策，如“打倒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打倒国民党把上海送给帝国主义！国民党说抗日反帝为什么把东三省送给日本！”这些标语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的妥协政策。
2.报刊宣传：抗日救亡报刊是抗战宣传的思想武器。在中共闽北特委的领导下，由陈培光主编的《老百姓》（五日刊）创办。该报以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指导，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我党发动群众全面抗战的方针，并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面目，具有鲜明的进步倾向，发行量比国民党的《东南日报》还大。改进出版社的《改进》半月刊（后改月刊）是国统区坚持时间最长的期刊之一。该刊物在抗战发展的不同阶段，先后编了不少特辑、专号，集中介绍或述评国内外政治、军事局势，使人认清形势，坚定信念。以青年读者为主要对象的《现代青年》月刊，由中共党员卢懋榘接任主编后，及时反映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战场消息，充分揭露汉奸的卖国求荣卑劣行径，猛烈抨击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制造分裂行径，引导青年积极投身抗战洪流。
3.文艺宣传：沙县青年学生、妇女组成抗日救亡歌咏队，以高昂的政治热情深入县城各地，教唱或演唱《义勇军进行曲》《黄河颂》《松花江上》等抗日救亡歌曲。宁化县在抗敌动员会的领导下，翻印数千册连环画《王老五当兵》，分发全县城乡各地，还请画家雷仲衡绘制了一幅布质巨型抗战漫画，由宣传队在城乡进行巡回展出宣传。设在永安上吉山村的国立福建音专的音乐家们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如《永安之夜》《保卫国家》《抗战的旗影在飘》等，并利用寒暑假，进行巡回演出，举办音乐会百余场，同步开展抗日和募捐，足迹遍及福建、江西、浙江、广东各地。
三、三明抗战文化宣传的广泛影响
三明的抗战文化宣传坚持结合实际，深入群众，对助推三明地域中共地方党组织发展壮大、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唤醒民众爱国意识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夯实党在三明的组织基础。1937年2月中共武陵小学支部的成立，为抗日战争期间三明地域中共地方党组织的活动、闽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和反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中共武陵小学支部贯彻决议精神，加强和发展组织工作，先后考察、培养了林志群、林大森、肖应时等18名先进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至1939年上半年，大田县中共党员已秘密发展到30多名。1942年2月，中共闽中工委成立后，大田党组织和游击队发展较快，党员达到142名、游击队员80多名，在“隐蔽精干”“独立自主靠山扎”的前提下，继续向农村发展并建立了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扩充游击队员和“人民自卫队”，同时开展党的政策等宣传教育工作。
2.彰显两岸维护祖国统一的共同意志。1942年4月，台湾少年团来到永安，通过电台广播、发表演说和组织合唱的形式，积极宣传抗日。同年，台湾义勇队活动基地迁至福建，为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增添色彩。1943年底，“中国国民党中央直属台湾党部”迁至永安文龙复兴堡开展抗日救国活动。1943年11月至1945年10月，“中国国民党中央直属台湾党部”与省政府共同相继举办纪念“六一七”台湾沦陷49周年、50周年纪念活动，打出“纪念‘六一七’要誓死收复台湾”的宣传标语，这些抗日救亡、光复台湾的活动是两岸同胞共同抗日的历史见证，生动体现了中国民族坚决反对侵略、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和勇气。
3.激发当地群众支援前线热情。抗敌后援会宁化分会自成立后，在乡村建立宣传活动制度和订立国民公约，农村各保每月召集一次国民月会，主要向民众宣传政府的政令、指示，讲解时事政治和检查国民公约的执行情况，深入动员各阶层人士、团体和民众捐款捐物，做到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全力支援抗日前线。同年，在大田县城举办的抗战烈士林其蓁追悼会上，其父林笏隆带头捐款购买飞机大炮，获当时福建省政府授予的“同心协力抗击日寇”牌匾。1941年，建宁全县两次掀起捐献“合作号”飞机、“滑翔机”活动，同时还设立恳务所和垦区，接收安置浙江和本省沿海的难民。
三明的抗战文化宣传注重与苏区革命斗争、民众的生活实际相结合，让抗战意识直达民众的内心深处，唤醒民众的家国情怀，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
（作者单位为中共三明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