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惭 江
在《史记》一书中，司马迁做了一个看似费解，却煞费苦心的事，就是把隔代的两个历史人物屈原和贾谊合为一篇传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和贾谊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在文章过渡段中提及：“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显然，这种联系还不足以把二者合为一篇传记。而作者司马迁与他们又有什么联系呢？在文末有提及：“……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司马迁素以“秉笔直书”为著史原则，而在此时却“悲其志”而“垂涕”，更有甚者，在前文屈原传记部分，司马迁直接现身抒情议论，对屈氏的文章人品赞叹不已：“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与日月争光可也”，其评定可谓不吝用词，将褒扬推至极致，为什么司马迁如此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作出“有悖”著史原则的事呢？《古文观止》一言以破的：“史公与屈子，实有同心。”司马迁实为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他们三者之间，在人生遭遇、才华、人品上都有着高度相似性，司马迁在屈、贾身上寄寓了自己莫大的赞颂、同情和不平，映照出中国文人在历史裂隙中的精神困境及生命抉择。也为天地立心，给后世的文人树立了行为和精神的标杆，当然也在传主和作者之间建立了相互的精神镜像，写他人如己身。“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今人读到这篇文章，也会因之同悲同慨，由此触发三方跨越时空的共鸣！
以我有限的阅读范围而言，对于三方跨越时空的共鸣，以读《屈原贾生列传》《徐文长传》《寒支先生传》三篇为最。《寒支先生传》作者蓝鼎元，福建漳浦人，曾官至广州知府，比寒支先生李世熊晚生近80年。李世熊，字元仲，号寒支，世称檀河先生，福建宁化人，明末遗民，史学巨子。蓝鼎元以寒支先生为题，大有深意焉。遍观与李世熊史传有关的文章，诸如《清史稿》称“李世熊列传”，全祖望称“李元仲别传”，魏礼称“李檀河八十序”，黎士弘称“前征君泉上李先生墓表”，并非这些称呼不好，而是各有所宜。“寒支”，为明亡后李世熊自号，语出苏东坡《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中“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它很好地诠释了李世熊作为孤臣之子在时代巨变中的孤寂彷徨，但孤臣可弃，终不折节。《寒支先生传》开题即夺人，给全文笼罩上忧愤悲凉的基调。文末以“一腔热血，付之清冷之乡，悲夫！”作结，全文回环呼应，气韵贯通。纵观全文，中间有四处写到“泪”，传神地展现了传主的文章、遭遇及品格特质。第一处写他的文章，说“如悲如愤，如哭如笑，如寒泉烈日，如暴风雷雨”，以形象的方式诠释了他“沉深峭刻，雄伟凄丽，奥博离奇”的行文风格。第二处写到他每论古今兴亡，儒生出处等，“未尝不慷慨唏嘘”，可见他胸怀天下，经时济世的拳拳殷切之情。第三处写他的老师黄道周死义后，特地赶往福州请求褒恤，“时问其孤嫠存没，庐舍完毁，辄呜咽不置”，他与黄道周师友相见，同频相惜，老师殉节，关心悼念之情溢于言表，足见他哀毁、忠义。第四处写他登上庐山，追忆“闯献横行事”“痛悼欲绝，泪下如泉涌，不能禁也”，流下了悲悯苍生的泪水。四次落泪，加上首尾关照，整篇文章由此完成了形式闭环：承递，关联，呼应之美。
实际上，《寒支先生传》和《徐文长传》在很多地方有异曲同工之妙。《徐文长传》出现了两次“悲夫”，以及“然数奇”“然竟不偶”“数奇不已”，本文有一次“悲夫”，一次“奈数奇”。《徐文长传》写到徐渭为诗的特点，有“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的“六如”，《寒支先生传》也有前面所说的李世熊为文的“四如”特点。《徐文长传》有“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糵”，《寒支先生传》有“寒支积有块垒于胸中，每放浪山水”。《徐文长传》有“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寒支先生传》有“视天下人读书，无足当意者”。然而，徐渭面对人生困境，终究陷入狂傲疯癫的境地，而李世熊则能葆其节气忠义的儒士风范，这是两者人格特质的最大区别。这两篇奇文之所以成功，究其要旨，我认为有以下两点：一是在传记中倾注了传者的强烈情感。例如袁宏道早年才华横溢，然而科举失意，后来仕途也多为中下层官吏，这与徐渭有国士之才，但屡试屡蹶是一样的；袁宏道“独抒性灵”的创新突破和徐渭“匠心独出”的文学主张也是一样的，因而同气相求，同声相应。二是史传融入了文传的技法。古代的史传后来常常沦于按部就班的套板化以及歌功颂德的工具化，先叙其家世、中间以儒家八德刻度套述，最后写其封荫及后世情况等。而这两篇史传都融入了文传的笔法。比如《寒支先生传》中作者主写李世熊的文章气节，而尤以气节为详。而气节部分有正面描写，如李世熊拒绝出山，写得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且余年四十八矣！诸葛瘁躬之日，仅少一年；文山尽节之辰，已多一岁。”然而最精彩的当属三处颇具情节的侧面烘托，一是溃贼首领禁止士卒偷摘李公园中之橘，二是粤寇派遣士卒扑救李公被烧的屋舍，三是乡人畏惧李公知晓他所做的坏事。尤其是贼寇这类大恶不赦之人的作为，起到了对李世熊很好的反衬效果。这部分内容写得情节细腻，绘声绘色，极具可读性和感染力。《寒支先生传》结尾部分还特地使用了一处倒叙，可谓颇见匠心：“余闻先生少时，尝单车走泉州，出安海，潜观郑芝龙，其意念深矣。及唐王据闽，明数已终。日月出矣，爝火不容于不息，宜先生之不应聘也。”这一段内容不仅丰富了传主的人物形象：少负奇气、经时济世却能审时度势，同时使行文摇曳生姿，不致刻板僵化。
为什么蓝鼎元对李世熊的生平细节如此了如指掌？一方面，蓝鼎元对李世熊有私淑关系。李世熊去世前8年，蓝鼎元出生，但李世熊的老师黄道周是漳浦人，黄道周对李极为器重，魏礼《李君元仲墓志铭》称“黄石斋（即黄道周）、曹能始谓君异才博学，当今无辈”，而蓝鼎元和黄道周是同乡，这里面存在着间接师承关系。另一方面，李世熊的文章气节声播八闽，黄宗羲说“闽中曾弗人、李元仲亦卓荦一方，石斋以理数润泽其间”，儒林皆有所知，多有所仰，蓝鼎元对他相知相惜，因而产生了精神共振。据蓝氏《鹿洲初集》记载，1711年秋读《寒支集》，为元仲先生立传时，曾向汀州友人“问檀河后人”。1716年游汀州，偕宁化友人阴琫素到泉上，“登茶窠山拜李先生墓”。这与贾谊、司马迁“适长沙”凭吊是何其相似啊！“网罗放佚旧闻”，才能写出如此细节的传记，并大部分内容被清史稿所沿用。全祖望曾叹“其文章节虽非离骚，其立言之旨则与之争光可也”，黎士弘也曾说“虽百家无不窥，少独好韩非、屈原、韩愈之书”，可见李世熊的文章气节与韩非屈子是一脉相承的，是文人精神在历史长河中的传递与坚守。古代的文人传记不仅是一个人的生命史，更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史。李世熊自己也写过一篇文传《画网巾先生传》，河山易位，人伦失序，狂生画一条网巾于额际以示民族气节，正是李世熊对传主的精神立像并与传主互为镜像。蓝鼎元的《寒支先生传》，与此具有高度的类似性。其表现有四：一、李世熊“九试冠同列，典闽闱者，莫不欲一物色李生为重，竟不可得”，而蓝鼎元年轻时同样科场失意，屡试屡败，无缘功名。二、两人都反对明末空疏学风，主张经世致用。李世熊常论及“江南北利害、备兵、屯田、水利诸大要”“少时单车走泉州，出安海，潜观郑芝龙”，变乱中组织乡民修建大型土堡，抵御贼寇侵扰。而蓝鼎元年方十七，从厦门泛舟出海，南至南澳，北至舟山，考察福建、浙江沿海岛屿港湾形势，所过山川要害、风土民情，潜心默识。为官后兴修水利，革除吏敝，整顿赋役，广施德惠。正所谓寒支以布衣谋国计，鹿洲以循吏行仁政。三、两人都曾编修地方名志。李世熊所著《宁化县志》以考据严谨、体例创新著称，该志后来被尊为“天下两部半县志”之其中一部，而蓝鼎元所著《潮州府志》及《修志杂说》，突破地理书范畴，融考证、议论、叙事于一体，为后世树立了方志兼具史学深度的典范。四、两人都有民族大节。蓝鼎元主要生活于康熙雍正年间，渡海收台，撰写的《平台记略》成为朝廷及后人治台的重要参考文献。他在《寒支先生传》中直书“晚号愧庵，颜其斋曰‘但月’”，所谓“但月”，拆字后即为“明一人”之意，这样写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
总之，从屈原与司马迁、徐渭与袁宏道到李世熊与蓝鼎元，他们共同构建了中国文人的精神谱系以及薪火相传下的嬗变，书写了精神突围的史诗。他们对理想、道义的坚守，对文化的担当，不是历史的陈迹，而是照亮现实的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