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蜜
我的父亲，是武陵山里长起来的土家人。
六十个春秋像山风掠过他脸庞，刻下沟壑般的皱纹，皮肤是经年累月被太阳烤出的古铜色，粗糙得像老树皮，一身灰布衣裳洗得发白，一穿就是几年，唯有那鼻梁还算挺拔，像群山在他脸上留下的最后一条山脊。
母亲总在我耳边唠叨：“你爸这辈子，苦水里泡大的，你爷爷走得早，他是老大，这个家，他不敢不扛起来。”父亲把话都省给了日子，沉默成了他最深的语言。我常常想，要怎样沉重的岁月，才能让人连笑都变得如此珍贵？
十四岁，别人还在学堂读书，父亲的肩头已经扛起了扁担。在生产队里，他拼了命也只能算半个劳力，工分自然也只有半份，但弟弟妹妹们拿着书本的时候，那个只读过几年书的哥哥却斩钉截铁地说：“你们只要想读，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
为了这句承诺，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耕田、木匠、砌墙、盖瓦，他的手摩挲过太多生活的粗粝。直到一九八二年的夏天，二叔把中南民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递到他面前，这个沉默的汉子终于放声大笑——那笑声震落了眼角浑浊的泪，土家寨子第一个大学生，是他这个大哥用脊梁顶出来的。
我的母亲，当年隔壁村最水灵的姑娘，拒绝了一切体面的提亲，偏偏看上了这个“又老又穷”的男人。后来她说：“我瞧上的就是他眼里的那团火，烧不灭，浇不熄。”结婚后的生活比想象中的还要艰难，连把像样的锄头都凑不出来。但母亲从来没有后悔过，等到我们姐弟降临到这个世界——姐姐叫田甜，我叫田蜜，父亲把对生活的全部希望缝在了子女的名字里。
为了这份甜，父亲开始和时间赛跑，白天上工做瓦匠，晚上下矿挖煤。一九九八年他拼了命种生姜、辣椒，不分昼夜地守在田埂上，等到外地商人开着卡车来收货的时节，这个从不服输的男人，终于把手伸出来，数出了建新房的钱。
搬新家那天，父亲靠着门框看我们姐弟在地上疯跑打闹，他笑得十分开心，笑容像落日余晖一样暖洋洋。
父亲的脚步从未停过，当农业的光景发生变化，他又一次背起了行囊，加入了南下北上的打工队伍。大地很大，他的脚步很小，小到只能装得下对家人的思念。
那年夏天，我把大学录取通知书给他看，他沾着水泥灰的手接过录取通知书，在夕阳下看了很久，然后用手袖子轻轻擦拭封面，笑了笑，接着就是一声长叹。这声叹息中有高兴也有对儿行千里的担忧。
现在我们都成家了，可父亲还是闲不下来，有时候进城来，就说送菜，自家种的甜。我们心里明白，他就是想小孙女了，只有抱着那个软软的小身子，他的皱纹才会舒展开，笑得像个孩子。
那天早上，天边还飘着晨雾，父亲又要回绿水镇的老家，他扛起母亲收拾好的麻袋，跨上那辆吱呀响的旧摩托车，朝霞把他的白发染成金色，弯着背的身影在薄雾里越走越远。我站在街口，泪水模糊了双眼——父亲用自己一生的佝偻换来我们挺直腰杆做人。
血脉像武陵山的溪流，默默地流淌着。武陵山的风还在吹，父亲微驼的脊背，是武陵深处最暖也最硬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