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进取
10月28日，我忽然接到《闽都文化》编辑部前同事的信息，问我现在的住址和联系电话，说是文山老师要寄赠一本书给我。29日，我便收到快递包裹，拆开一看，方知是文山老师的新著——《昨夜扁舟》。当即展卷拜读。那熟悉的文风，不由使我忆起文山老师，以及昔日在其手下当编辑的时光。
初识文山老师是在2014年秋。那一年初春，我二度考研失利，不得不走出校门，开始四处求职。因为是骤入社会，心态仍然未脱学生气，很不适应职场生活。一份工作往往干没多久，便率性离职。不到半年时间，竟换了三份工作。失业后，我蜗居在母校东门一间租赁的屋子里，终日无所事事。有一天，在和一位大学学长闲聊中，从他那里获悉《闽都文化》编辑部招人的消息，我便有心一试，又恐面试遭拒。我的大学恩师薛菁先生与文山老师是旧识，她得知我的窘境后，立即向文山老师推荐我。正是在这样的机缘下，我参加了文山老师的面试。尽管事前有了薛菁先生的“保举”，但文山老师对这次招聘工作还是很认真，他先是让我发几篇散文随笔给他看，而后又提出要看我的毕业论文和大学课程。大概是我那些稚嫩的文字获得了文山老师的认可，他在回复邮件中说：“小章，你好！发来的文章已收到，看得出你的文字基础还是挺好的，对文学也有着一定的爱好。”寥寥数语，鼓励了当时困顿的我。这份邮件也被我保留至今。因为有了文山老师的垂青，我最终以《闽都文化》杂志编辑的角色顺利入职。
2015年秋，有一天，文山老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递给我数本散文家何为的文集，要我把他划定的何为散文篇什，扫描成电子版，并完成校对。据说是省里拟出版《闽派诗文丛书》，而文山老师负责何为作品集的选编。因为任务不属于编辑部的工作范畴，文山老师恐我心有抵触，便和我解释说，可以借此机会较为深入地阅读何为的作品。事实也正如此，我通过这次的整理与校对，大量阅读了何为的散文作品。数月后，当我把完成稿交付文山老师时，文山老师才对我说，这次何为文集的整理会有一笔编辑费，由省文联列支，我可开具发票前去报账。这实在是意外之喜！我清晰地记得那笔费用的金额——2000元，超过了我那时大半个月的收入。2016年冬，《何为集》正式出版。其时，我已经离开了闽都文化研究会。然而，文山老师依然没有忘记我的付出，他特意给我寄赠了一册《何为集》。
2016年夏，我因工作关系，离开了闽都文化研究会，也告别了在文山老师手下当编辑的日子。前后算起来，我在《闽都文化》编辑部的时间不到两年，这短短时间里，我受文山老师之惠良多，难以一一尽数。如今，那些过往的点点滴滴犹如昨夜扁舟，已在时间之流里飘荡了近十年之久，许多细节渐渐沉入了记忆之渊。
郭风说过“发表作品是培养作家的最好方式”。我要说，“细读作品是对一个作家最大的尊重。”我没有什么可以回馈文山老师，只能通过细细研读他的作品，来表达我对他深深的敬意与感激。
水尾拱桥话今古
我的家乡许坑村，今隶大田县屏山乡，但1950年之前，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属于德化县洞口社（保）辖区。因此，今人若想从古县志中钩稽许坑村的一些史事，只能从德化县旧志中寻找。四年前，我翻读民国时期的《德化县志》，偶然看到这样一则记录：“古卿石桥，旧建不知何时，桥右有一石柱，光绪初，里人章科美等新建桥亭施屋，与金石岩等桥，俱在洞口社。”
我留意这条记录是因为它与许坑村有关，记录中的“古卿”是许坑的别称。村里现有石桥屈指可数，但多数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建。唯一有些年头的便是现“崇圣庵”前的那座，俗呼“水尾拱桥”。记得我之前曾电询村里的老者应宗公，据所述，在他小时就听大人说水尾石桥曾建有桥亭，后又遭毁，毁因不详。自他记事起，水尾石桥已无桥亭。如此，基本可以断定，县志所载的“古卿石桥”即是水尾拱桥。
这条记录足以证明，水尾拱桥的建造年代肯定早于光绪年间，是当之无愧的古桥。按照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对不可移动文物的界定，它完全够得上文物的标准。一百多年过去了，今天的水尾拱桥已难觅石柱和桥亭的丝毫踪迹，唯桥身仍保存完整。小时候捉鱼，我不止一次从桥下走过。那时，我并未意识到眼前这座石桥竟载入过地方志。引起我兴趣的是桥下的那口碧潭，据说此潭曾淹死过人。我一度怀疑这个传言的真实性。近距离观察，那口水潭也就齐腰深，这样的水位怎么能淹死人呢？然而，许多亲历此事的乡民言之凿凿地表示，此事千真万确，并点明跳潭自尽者叫余庆。关于余庆的事，我小时候也曾听长辈提过。据说，余庆是当初风闻解放军要来，迫于压力，选择自戕。我特意查了族谱关于余庆父子的记述，族谱为亲者讳，对于他们的死因未作特别说明，但我注意到他们父子的卒年均为1951年，且相距不过一个月。而《大田县志》亦记载，1951年，大田县“全县开展肃清匪特……”。于是，我开始相信这则传闻的真实性。确信之余，心底还是感到一阵莫名的讶异——没想到这口幽处山村不起眼的水潭，竟也受到历史惊涛骇浪的震荡。
“古卿石桥”的位置几可断定，而里人章科美为何人，村人则不甚了然。那时，我兴致勃勃地翻阅族谱，试图在族谱中觅得相关信息。遗憾的是，手边只有族谱上册，没有找到“章科美”的记录。此事也就此作罢。不久前，我在整理曾祖父遗留下来的几纸文书时，偶然看到其中一份内有提及“章科美”——“立收字人郭昭行承祖买得邦远公众民田一叚，坐在洞口乡土名问坑墘，田租八秤，前写与昭首边缴过付章，今向章科美官边收过原契面钱完足及前年旧欠田租。日后原契并租寻出，不得行用……”文书中在章科美名字之后加了一个“官”字，这是一种敬语，表明了“章科美”的特殊身份。
那天，我托选辉叔帮忙在族谱下册查找，果然找到了有关“章科美”的记录。族谱记载显示，章科美生于咸丰癸丑年（1853），卒于1926年，生前是名监生。所谓监生，指的是明清两代取得入国子监读书资格的人。有了监生的身份，即可从平民阶层跻身于绅衿阶层。这种社会地位的转变,虽无实际权力，但在时人的价值观里仍然具有优越感。这也就解释了契约上为何要在他的名字之后加个“官”字。尽管例监被视为“异途”而颇受士人轻视，但能捐监者都是具有一定财力的人。清代捐监经常是捐本色，即米、谷等，且各个时期的数额亦有差别。为子弟捐一名监生，拥有13亩土地的自耕农家庭是不易做到的,“对于拥有80亩土地的中小地主家庭,捐纳一个监生至少需要三年以上的积蓄；占有三四十亩土地的自耕农中、上等户,则需五六年。”族谱对于章科美的记述中还加了一则赞语，说：勤俭治家，积有赢余，和平处世，与人无忤等。这里的“勤俭治家，积有赢余”也许就透露出他不俗的财力。只是记述还称他“辛酉修谱”，不知是修哪里的谱？也许辛酉年真的有修过谱？又也许是族谱记录者写错了年份？
一百余年过去了，谁能说得清呢？
许坑溪水汇闽江
闲时翻阅族谱，偶然读到清人汝玉公所撰《地舆志》一文，文中有一句话颇引起我的注意：“德邑处泉郡之西北，洞口距邑九十里，尤西北之极也。地居万山之中，涧水达于沈溪，归于省会。”句中出现的德邑是德化县，泉郡自然是泉州府，洞口是包含我家乡许坑村在内的章氏聚居地，而“沈溪”则为尤溪的古称。这句话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我家乡门前的那条山溪水，经尤溪，最终流到福州。这使我想起一件旧事。那是我刚刚考上大学的那个夏天，邻翁边伯得知我所上的大学在福州，便问了一个问题：“听说我们厝脚的那条溪水可到福州，是真的吗？”其时，我的地理知识相当有限，而且也还没到过福州，对于边伯的这个问题只能实说不知道。后来，往返于福州与家乡的次数多了，渐渐地对边伯的那个说法心存疑问——我家门前水真的能汇入福州吗？因为我驱车驶往福州走的是泉州、仙游方向，实在想象不出门前的溪水如何流抵福州。直至读到族谱里的这句话，我才反应过来，边伯的那个问题是有出处的。近期因为审核文物普查数据需要查看地图，我忽然想起当年边伯的那个问题，于是便在地图上细细搜寻家乡门前山溪水的流向。从地图上看，溪水过路口，经陈地，七弯八绕至和平溪（今建六角宫水库），而后流往西北方向，一路蜿蜒前行，于京口村与均溪交会，均溪又沿着东北方向奔流，直至汇入尤溪，而尤溪正是闽江的重要支流。由此可见，当闽江流经福州入海时，那淼淼的江水的确有一部分是我家乡门前那条不起眼的山溪水。现在，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边伯，我们家厝脚的那条山溪水流抵福州是真的。
可惜，他老人家已经谢世十余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