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莲
家门前有一条溪，叫嵩溪溪。我家就住在这条溪流与九龙溪交汇之口的坪地上。溪的这边是木材转运站，一车车的原木从林区运进来，再从这里扎排水运到遥远的福州去，站里只有几十户人家，闽清、上杭、长汀人居多。对岸是上坪村。上坪人多半靠打鱼、种菜、种田为生。一溪两岸，人们常年在这条溪流讨生活，日子久了，临溪而居的人们也就自然熟了。
上坪人到镇上，大多数会从转运站走，有赤脚过溪的，也有撑船或撑竹排的，站里到镇上不到一里路。逢圩日，见船舱里放着一筐筐的红薯、南瓜、茄子、鸡蛋鸭蛋，或是从笼子里探出头来哼哼叫的猪仔和毛茸茸的小鸡小鸭，挑到镇上去换些盐、糖、布匹之类的日用品。等圩散了，就见他们坐在街上的“沈氏”兜汤店里喝上一碗热乎乎的兜汤就几块烊豆腐，抹抹嘴，担起箩筐又从站里撑船过溪回家。
春天，溪边桃红柳绿倒映在水中，那白鹡鸰立在木排上发出清脆的叫声，捣衣声起，又精灵般地倏忽钻进对面的林子里。夏天，人们在溪流中奋勇激浪，打水战，玩水枪，比游泳，加油声、尖叫声此起彼伏，就连卖麦芽糖的小贩也会停下脚步，悠然地坐在岸边看一会儿热闹。秋天，晚霞满天，渔人撑着竹排踏着夕阳归来，那成群的白鸭嘎嘎叫，跟在竹排后，划着清波振翅欢歌。冬天，晨雾环绕溪流，静谧如画，溪面结冰，排上铺霜，水中鱼虾往来，皆可计数。
这条溪流，一年四季生机勃勃。
一
溪中大石凸起小石铺底，那溪螺就附在石头隙里，水草丛中。溪蚬则藏在泥沙底，卧在浅滩上，手伸下去，一摸一个准。螺、蚬用生姜大蒜爆炒，再加些红辣椒，放几滴酱油，撒些葱花，味道极好。小时候，我们吃螺、蚬都是一碗一碗、一盆一盆端着吃的，壳子能堆得像小山高。童年，小伙伴们常在这溪里捡河螺、摸河蚬、捉鱼、捞虾，乐趣无穷。
我不会游泳，不敢去捉鱼，捞虾可以。成群的河虾自由往来，或穿梭于石底，或群居于木排下，一列一列地出没。从站里到溪边要经过一个木桥，与其说是桥，不如说是梯，工人们用两根圆形小木头锯成几截，钉起来，既当扶手，又作梯。我胆子小，下梯多半是双手抓住扶手，屁股坐在梯上，一只脚够着下一个梯，半躺着身体一步步挪下去的。
下了梯，蹑手蹑脚，不敢出声，趴在木排上，贴着木排的缝隙往下瞧，密密匝匝的虾潜于排下。我屏住呼吸，捏紧勺柄，将捞勺浮游于排下，再慢慢贴近排底，一会儿，猛然将勺抽拉出来，呵！十几只虾在勺里活蹦乱跳。照此方法，变换位置，很快便有一小盆了。
上岸跑回家，我把虾交给母亲，附在母亲耳边悄声说：“给父亲加营养。”母亲就会用赞赏的眼神表扬我。我躲在门后，见母亲把韭菜炒虾端到父亲面前，轻声说：“这是你小女儿孝敬你的。”父亲没有吭声，低声问道：“这孩子成绩怎样？”母亲回答：“不比她姐，估计要复读。”父亲夹了一只虾塞进嘴里，边嚼边说：“就让她再复读一年吧，不要考虑钱的事，等这溪水小了，我就去捞沙卖，听供销社的陈主任说，他们要盖大楼，需要很多沙呢。”
我听着父母的对话，心里很是惭愧。父亲是站里的工人，家里就靠他一人工资，要供我们六个孩子上学，可父亲从不抱怨生活，家里和单位一个样，重活累活自己扛，上山下水，耕田种地，制船盖房，样样行，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气。
记得那年夏天，连续几天暴雨，电站开闸，溪水都快漫到家门口，母亲嘱咐我们不要睡熟，万一大水进来，就坐上父亲做的小船往高处走。夜半时分，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来人边敲边喊：“黄师傅，快起来，新装的木排被洪水冲散了，冲到下游去了！”我听见父亲“腾”地从床上跳起，急喊母亲拿来雨衣雨裤，迅速穿好，抓起斗笠，和来人一起，头也不回冲向溪边，消失在风雨之中。那一晚，我们全家都没有睡好，母亲守在我们床前，一直坐到天亮。后来，听站里人说，在那次暴雨中，父亲在沙芜洞口一人撑着一根木头在滔天巨浪中独闯九龙十八滩，把散架的木排全部聚拢起来，无一损失。
还有一回，一对上坪夫妇来家里，女人一进门就握着母亲的手激动地说：“老黄嫂，是黄师傅救了我的儿子，多谢啊！”女人一直重复感谢的话。男人默默地将一只双腿用红线缚住的红冠大鸡公放在地上，又小心地从提篮里拿出一壶酒、十几个红蛋恭敬地摆在桌子上。女人见母亲不肯收，连忙弯下腰来，要跪地拜谢，母亲将她一把抱起扶坐在椅子上，这时她哭了起来：“大嫂，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收下。”晚上父亲回家，我急切地上前追问，父亲平静地说：“那孩子过溪时，踩到石头滑倒，急流将他冲到下游，刚好我们在溪边装排，我也会游泳啊，救起就是了。”
想到这里，望着父亲薄弱的背影，心里涌起对父亲深深的敬意，酸楚与心疼夹杂在一起，心里暗下决心：要像姐姐那样，考出去！
大姐是镇上中心小学的一名教师。她房间挂着一幅字，那段时间她反复练着那几个字：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还用蓝色墨水将字边框起来，大姐说这样有大海的气息。我问：“为什么不画小鸟呢？”大姐暼了我一眼，笑着说：“小鸟就是自己啊，想飞多远就飞多远。”我听着大姐的话，似懂非懂。记得，大姐当上教师的那一天，父亲为她做了一个杉木材质的粉笔盒，长方形，抽拉式的，上面刻着八个大字：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如果说我有一些唱歌方面的爱好，那定是源于我母亲的熏陶。母亲爱唱歌，只要是那个年代流行的电影歌曲，老街上就会有人印刷出来，摆在地摊上卖，折叠式的，一毛钱、两毛钱一册。母亲见了，都会买回来让我们学唱。母亲的嗓音和记性是极好的，看过的电影，主题曲的旋律她基本能记下来，加上大姐又会识谱，这样我们学起来很快。我们扫地唱歌、洗衣服唱歌，刷碗唱歌……家里到处都是我们的歌唱，歌声传出墙去，连陌生人也驻足朝家里望，问旁人：“这是谁家的孩子，唱得这样好？”这时邻居就会告诉他们：“这是黄师傅家的五朵金花在唱歌呢。”我们听到，都很开心，父亲也会露出微笑。三姐考上福州幼师时，面试的歌舞都是我们全家人自己挑选，自己编排的。像《红灯记》《珊瑚颂》《洪湖水浪打浪》等歌曲，我很小就会唱了。
永远都不会忘记，霜降时节，在那个银色的月光下，我们一家大小在父亲的带领下，到离家五公里外的连沟灌自家菜地里挖甘蔗，把挖好的甘蔗用绳子捆好抬回家。不知是哪个姐姐起的调，大家唱起《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我们浑身是劲，一遍又一遍地唱，把抒情曲唱成了进行曲，歌声伴随着我们轻快的脚步，踏出一串串雪白的脚印。
二
秀莲是我小学三年级同学，她家就住在溪对岸的上坪，那个在溪岸边被柚子树掩映着的人家。秀莲家的柚子因种在溪旁，常年水分充足，日晒也好，个不大，但很饱满，吃起来特别嫩甜。
镇上赶圩的时候，也见秀莲来卖柚子。她蹲在地上，矮小的身体被面前两筐高高的柚子挡住，只露出个头来。她见了我，眼神开始躲闪，蜡黄的脸顿时涨得通红，抿嘴起身，从箩筐里挑了一个柚子给我，我不敢要，她也不再推搡，默默放回筐里，又继续蹲下只露出头来。我转身离开，心想：她这样卖，能卖得出去吗？第二天的课间时分，她背着书包向我走来，从书包里拿出一个黄得发亮的柚子迅速放进我的课桌，低下头压着嗓子说：“快收起来，不要叫人看到。”说完扭头走出了教室。我立刻将柚子放进书包，心里有些忐忑，但充满了感激。
一天，见站里二毛聚集几个人在堆头（站里堆放木头的地方）开会，我悄悄尾随，听到他们在商量偷柚子的事。我知道二毛游泳很厉害，人也仗义，心想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呢？为了回报秀莲，我冒着炎炎烈日，蹚水过溪，给她报信：“我们站里有几个人说要去偷你家的柚子，要小心。”
自从与她密报后，就见她家里人在柚子林里轮流站岗。可即便是这样严防死守，我依然能看到漂流在河面上的一片片柚子皮，还有游泳上岸的小伙伴们胳肢窝下露出的柚子。她家柚子的命运，也成了我整个秋天站在家门口观望的乐趣。
那个冬天，秀莲就没来上学了，听上坪人说她家里不让她读书了。我时常站在家门口，朝她家看去，有时会见她坐在家门口剁猪菜，有时又见她帮着她奶奶洗头发，偶尔也见她朝我这个方向站立，不知是否也在望着溪这边的我。夕阳西下，上坪人家的炊烟已袅袅升起，合着雾色飘向那远处的黛色山峦。
三
孩提时代，门前有溪，站里还有一口井。井，是圆井，井壁用岩石块砌成，水质清冽甘甜，水量常年充足。井旁有一石桌几张石凳，供人们休息。
夏季的晚风轻拂，劳累一天的工人们此时卸下一身疲惫，晚饭后就聚集井边乘凉闲谈。男人们围坐在井旁的石凳上，下象棋、讲三国、说水浒，但永恒的话题依旧是明天的工作。女人们织毛衣、拉家常，不变的话题也依旧是丈夫、孩子、家庭。孩子们则各自找乐子，跳皮筋、丢沙包、捉迷藏，四处乱窜。
人多时，站里的检尺员阿忠会神气地将他香港表哥送给他的“三用机”拎出来，放在井盖上，播放甜甜的歌。阿萍听见歌声就会从家里跑出来，和我们坐在一起，托着下巴想着自己的心思。阿忠见阿萍来了，都要重新换磁带，播放那首《夜来香》，然后贴着阿萍坐下，也托着下巴想心事。他俩相好，连我们小孩子都能看出来。阿萍是站里出了名的姑娘，中考落榜后，在镇上的胶合板厂当了工人。十八岁，身姿丰腴，甜美可爱，镇上很多小伙子都想追求她。一到周末，来这口井担水的都是些外面的年轻小伙，还要排队，他们一上午也不见担一担水回去，坐在井边东张西望，就是等着看阿萍一眼。
镇上中学的陈老师也常来这里挑水，他也是为阿萍而来，这我知道，因为陈老师是我初二的语文老师。有一次作文课，他和我们说描写人物要细心观察，特别是人物的神态、特点。他竟然把对阿萍的爱慕写进了文章里，作为范文念给全班同学听。陈老师的嘴里、面容、神情之间，满是爱恋，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他们不懂那个文章中的女孩阿萍，就是我的邻居阿萍。从那以后，我知道他出现在我们转运站，不是来家访，而是来找阿萍的。这位陈老师个儿高瘦，一张黝黑的脸，两只大眼睛格外明亮，他总是穿着一件海军衫，一条洗得发白的军绿色裤子和一双解放鞋。每个周末，雷打不动，早早来帮阿萍家挑水劈柴，捡重活干。有时听见阿萍妈妈会站在大院里喊他：“陈老师，来坐下休息一会儿。”“不累的，不打紧的。”陈老师一边挑水，一边擦汗，笑着回答。沉沉的水桶，从不见他弯腰，逢人便都客气地一一打着招呼，直到把他们家三个大水缸和一个大水池全部挑满，把劈好的柴整齐地摞在她家的厨房门口，方肯休息。站里人夸他做事细心、利落。阿萍妈妈来家里对母亲说：“陈老师这人老实勤快，听说母亲早逝，是苦孩子出生，我还是满意的。不像阿忠，整天只知道听靡靡之音，吃不得苦，要是站里没有了木头，他还能做什么？我想尽快把阿萍和陈老师的亲事定下来，你看呢？”母亲只是回了一句：“还得问问孩子，听听孩子意见。”为了挑水快，陈老师特意到镇上的打铁匠那里打了一挑不锈钢的铁桶，他说这样挑水更轻便。全站人都很羡慕，各家各户也都纷纷把原来的木桶换成了铁桶。由于铁桶效应，加上陈老师的不懈努力，阿萍和陈老师很快办了喜酒。吃酒那天，唯独不见阿忠的人影。从此，再没听到阿忠的“三用机”唱歌了。
还记得接到师范录取通知书的那天，路过那口圆井，我特意往井里探头照了照，看见水中的我扎着羊角辫，辫子上的红绸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鲜艳亮丽，我舀了一瓢井水，咕咚咕咚地喝了个精光，心里和这水一样甘甜，无比畅快。
后来，听母亲讲，因转运站改制，阿忠离职到上海打拼，成了企业家。
家门前的这条小溪，承载着溪边人家孩子童年多少欢乐，多少忧伤，它日夜不停，曲折向前，一直流向遥远的天边。此刻，仿佛又见晨曦中三五支竹排迎着朝阳满载而归，岸边的人们与渔人高声询问翘嘴、黄尾、鳜鱼的价格，水运工人在激流中拖着木排前行的声声号子，全都幻化成井边那支熟悉的《小村之恋》：
“弯弯的小河，青青的山岗，依偎着小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