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金
走廊尽头的梧桐树又落了一层叶，我望着窗外飘飞的金蝶，忽然想起这五年办公室里来来去去的年轻身影。每年九月，总会有新鲜血液注入校园，像春藤攀着老墙，带着各自的气息，在时光里留下不同的印记。
第一位推门而入的是小高。一米七的个头在女教师里格外惹眼，宽肩厚背，手大脚大，说话时声音却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领导在大会上宣布我做她师傅时，我特意把课程表工工整整抄在纸上，递过去时指尖触到她的冰凉。“有空多听课”这句话还没落地，她已经转身，马尾辫扫过椅背，留下一阵仓促的风。
后来的日子像被稀释的茶。我在办公室备好的教案总也等不到她来翻，微信里“教学有疑问随时找我”的消息，回复永远是“好的”或“没问题”。直到期末统考成绩贴在公告栏，我带的班级稳居榜首，她的名字嵌在中间位置。某天上课转身板书时，眼角余光瞥见后排坐着个熟悉的身影，下课时粉笔灰还没落定，座位已经空了。这样的“突袭”有过几次，每次都是下课铃响便不见人影，仿佛那扇后门是专门为她准备的逃生通道。同事们路过我办公桌时会轻叹：“现在的年轻人，心高气傲得很。”
第二年秋天，小白踩着落叶走进办公室。矮个子，黑框眼镜后的眼睛总躲躲闪闪，一身深色西装裤像是偷穿了父辈的衣服。她师傅常在茶水间夸她：“小姑娘勤快，教案写得比谁都认真。”可每次教研组讨论，她的声音都像被砂纸磨过，细若蚊蚋。有次我路过她的办公桌，看见教案本上密密麻麻写满批注，红笔圈点比课文本身还多，可期末成绩单上，她的名字总在下游徘徊。她见了我会点头，却从不敢抬头直视，仿佛每个人的目光都是针，会在她身上扎出洞来。
今年的蝉鸣刚起，小美就带着一身栀子花香闯进了夏天。白裙子扫过地板的声音清脆，“前辈们好呀”的问候甜得像加了蜜，高跟鞋敲着走廊地砖的节奏，和她的笑声一样明快。公开课那天，她站在讲台上，手势比课文里的排比句还灵动，学生们的回答声浪差点掀翻屋顶。艺术节晚会上，她跳的现代舞赢得满堂彩，下台时裙摆飞扬，和后台候场的老师们一一拥抱，发梢的亮片蹭在别人衣襟上，像撒了把星星。
三个身影在记忆里重叠又分开，忽然想起校门口那棵老槐树。每年新生入学，总有些枝条使劲往高处窜，不屑于在低处盘桓；有些新枝小心翼翼地蜷着，生怕被风雨折断；还有些枝条迎着阳光舒展，把绿意泼洒得淋漓尽致。
那天整理旧教案，翻到几年前写的一段话：“教育是棵大树，老枝要给新枝留足空间，新枝也要懂得向老枝借点养分。”窗外的梧桐叶又落了几片，飘在刚移栽的银杏树苗上。我忽然明白，每个年轻人都是带着原生土壤的气息来的——有人从优渥的园子里来，带着不轻易低头的骄傲；有人从贫瘠的土地里钻出来，带着怕被伤害的警觉；有人沐浴着阳光长大，自然懂得把温暖分给他人。
但土壤终究只是起点。就像办公室窗台上那盆绿萝，有人忘了浇水也能拼命往窗外爬，有人天天施肥却长不出新叶。真正决定长势的，从来不是最初的花盆，而是有没有向上生长的渴望。
放学铃声响起时，小美抱着作业本经过我身边，笑着说：“陈老师，您上次说的作文批改技巧，我试了效果特别好！”夕阳透过百叶窗，在她发梢镀上金边。我望着她轻快的背影，忽然想起小高转去别的校区前，曾在我抽屉里塞过一张纸条，上面用极轻的字迹写着“谢谢”；想起小白离开时，把那本写满批注的教案留在了我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