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爱兰
岳南先生的《南渡北归》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南渡》是《南渡北归》第一部，讲述1937年卢沟桥事变，继之平津沦陷，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于9月南迁，联合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而后又至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的壮举，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等学术团体则辗转流徙于川滇黔偏僻乡野的历程，全景式展现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存亡之际，为保存文化血脉而进行的战略大转移。
青衫颠沛兮南渡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西南联大校歌《满江红》的上阕记述了南渡的线路。
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划破了北平宁静的天空，也击碎了知识分子们宁静的书斋生活。日寇很清楚，要彻底击垮一个民族，除动用武力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予以摧毁，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彻底征服。因此，日本军队把平津高校作为重要征服目标而虎视眈眈。《南渡》详细记载了清华与南开这两所高校遭受的劫难：“就在北平沦陷的7月29日下午，日军窜入京城西北郊树木参天、荷花飘香的清华园进行骚扰。随即又数次以参观为名，将窃取的大批珍贵图书、仪器设备用卡车装运出校园。”同日，南开大学突遭海光寺日军兵营炮火袭击，“日军数炮齐发，南开大学校园内弹如雨下，秀山堂芝琴楼女生宿舍、单身教师宿舍区均被日军炮弹击中，顿时楼塌屋倒，几十万册宝贵图书和珍稀资料灰飞烟灭。”“轰炸过后，凶残的日军又派出大股骑兵与汽车数辆，满载煤油闯入南开大学校园四处投弹，纵火焚烧。”南开大学在战火中成为一片废墟。
生死存亡之际，是苟且偷生，在沦陷区忍辱度日，还是背负起文化的火种，踏上未知而艰险的南渡之路？师生们毅然选择了后者，在日寇铁蹄下踏上了中国历史上“第四次南渡”的悲壮征途。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仓皇中，除了必须携带的几箱资料和工作用品，生活方面只带了几个铺盖卷和一些随身换洗的衣服，其他一概弃之不顾。物理学家赵忠尧把盛装着50毫克镭的铅筒放在一个咸菜坛子里，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向长沙进发，“为躲避日本军人与伪军的盘查，他绞尽脑汁，昼伏夜行，一路风餐露宿，几乎丢掉了所有的行李，只有手中的咸菜坛子与他形影不离，双手磨出了道道血痕。当破衣烂履、蓬头垢面的赵忠尧，在离北平一个多月后，拄着一根木棍，手提咸菜坛子，晃晃悠悠地来到临时大学办事处报到时，工作人员以为是一个乞丐未加理睬。”这是《南渡》中最令人动容的章节，赵忠尧教授一路上丢掉了所有行李，却始终紧抱着那个不起眼的坛子，因为那里面盛放的是中国未来核物理研究的火种。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校务由清华梅贻琦、北大蒋梦麟、南开张伯苓三校校长及主任秘书组成的常务委员会负责。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迎来了开学典礼。然而，随着战局日益恶化，学校不得不在1938年初再次面临搬迁的抉择。因为战火燃遍大江南北，长沙与武汉只有300公里之距，大战在即，一旦武汉失守，敌人必溯流而上，长沙势难独撑。面对危局，无论是刚组建不久的临时大学，还是中央研究院在长沙的研究所，又一次面临迁徙流亡的历史性抉择。
何处才是安身之地？长沙临时大学委员会经过慎重考虑，反复研讨，常委们最后决定迁往云南省会昆明，其理由是“昆明地处西南，距前线较远，且有滇越铁路可通海外，采购图书设备比较方便。更重要的战略意义还在于，一旦内陆全部被日军攻占、封锁，还可通过滇越铁路在西南之地甚至海外予以周旋，为民族复兴保存最后一批文化种子。”1938年1月中旬，根据国民政府指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是一条充满艰辛与苦难的征途，师生分三路赴昆明，“第一批走水路，由樊际昌、梅关德和钟书箴教授率领，成员包括教师及眷属，体弱不适于步行的男生和全体女生，共计600多人，分批经粤汉铁路至广州，取道香港，坐海船到安南（越南）海防，由滇越铁路到蒙自、昆明。”“第二批由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郑昕、钱穆等10余名教授带领，乘汽车，经桂林、柳州、南宁，取道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河内，转乘滇越铁路火车抵达蒙自、昆明。”第三批为“湘黔滇旅行团”，由290名学生和11名教师组成。随队的11名教师组成辅导团，由黄钰生教授领导，成员包括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地质系教授袁复礼等人。“2月20日，旅行团大队人马离开长沙，一路经湘西穿越贵州，翻山越岭，夜宿晓行，跋涉1600余公里，日夜兼程68天。”途中遭遇暴雨、疾病等诸多困难，但没有一个师生退出。
令人感动的是，在民族存亡之际，不仅沿途百姓对他们加以照拂，就连土匪也未有过骚扰。跟随保卫学生的军队官兵，在完成任务后婉拒了学校的酬谢。旅行团进入湘黔交界处、以侗族人为主体的玉屏县境时，县长刘开彝特意签署布告：“际此国难严重，对此振兴民族之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借重，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并予以种种之便利。特此布告。仰望商民一体遵照为要。”这是抗战烽火中中华民族团结一心的生动写照。玉屏县县长布告中“振兴民族之领导者”的称谓，更凸显了全民对知识青年的珍视与期许。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们在民族大义面前，自发形成保护大学生的链条，这份危难时刻迸发出的同胞情义与责任担当，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脊梁。
振铎传薪于西南
1938年4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成立。当时，联大办学条件十分艰苦，“所有校舍均为平房，除图书馆和东西两食堂是瓦屋外，只有教室的屋顶用白铁皮覆盖，学生宿舍、各类办公室全部都是茅草盖顶。”“一旦遇到刮风下雨，铁皮便开始在屋顶发情似的抖动摇晃起来，并伴有稀里哗啦、叮叮咚咚的叫喊声。其声之大、之刺耳，早已压过了面呈菜色的教授的讲课声。”清华大学校长、联大常委梅贻琦曾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居住条件的尴尬：“屋中瓦顶未加承尘，数日来，灰沙、屑、干草、乱叶，每次风起，便由瓦缝千百细隙簌簌落下，桌椅床盆无论拂拭若干次，一回首间，便又满布一层，汤里饭里随吃随落。每顿饭时，咽下灰土不知多少。”
在恶衣菲食之境，联大办学的八年时间里，共开出1600门以上的课程，每年在300门以上。尽管师生们时常“陷于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饥饿状态之中”，但在全民族的至暗时刻，学者、教授、学生们就如一支支执着燃烧的风中之烛，汇聚成引领全民族砥砺前行的精神火炬。八载振铎传薪，千万颗读书的种子，在大西南贫瘠的土地上立根、茁壮、挺立而成文化救亡的先锋旗手、科学救国的栋梁桢干。八年间，西南联大先后在校的学生共8000多人，毕业的本科生、专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共3882人。先后在联大执教的教授290余人、副教授48人。为此，费孝通评价道：“西南联大的历史虽然短暂，然而却以其卓著的业绩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矗立了一座丰碑。”这里培育出了杨振宁、李政道 2位诺贝尔奖得主，邓稼先、朱光亚、王希季等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还有华罗庚等170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学院院士，以及汪曾祺等上百位涉猎历史、文学、外语的人文大师。
三千年的礼乐文明在战火中没有断裂，正因为这群衣衫褴褛的读书人把课桌垒在废墟上。
同时，联大聚集了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著名教授，名贤大家灿若星辰，陈寅恪、冯友兰、钱钟书、朱自清、闻一多、陈省身、吴大猷、周培源等学术泰斗、专家都曾受邀到西南联大执教。联大教授、学者撰写或出版的书籍达百部以上，如闻一多的《神话与诗》，钱穆的《国史大纲》，雷海宗、林同济的《文化形态史观》，伍启元的《中日战争与中国经济》，金岳霖的《论道》，等等。陈寅恪流亡途中手稿尽失，抵达昆明时右眼已近失明。在昏暗的农舍里，他让女儿陈流求诵读史料，自己口述《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当敌机在头顶轰鸣，他捂住左耳保持听力。冯友兰说：“当我国家民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我国家民族方建震古烁今之大业，譬之筑室。”这些代表着当时中国学术界顶尖水平的研究成果，譬如民族复兴大厦之文化根基的一砖一石，在西南边疆筑起了一道新的文化长城。
1940年7月日军攻占越南，并出动战机对重庆和昆明等地狂轰滥炸。于是，“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几个研究所，连同相关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学术机构，与驻昆的同济大学一道，又开始了一次大规模迁徙，目标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四川南溪李庄。”在李庄，傅斯年主持殷墟遗物整理，率史语所在李庄完成《殷墟文字乙编》，拼合6000余片甲骨。其团队发现青铜器“司母戊鼎”（现称后母戊鼎），改写中国青铜文明认知。董作宾甲在张家祠堂的烛光下，通过对殷墟甲骨的深入研究，创立甲骨分期十标准，首次科学构建商王世系年表，使商史成为信史。当孩童们围观刻满“妖怪字”的龟甲，他即兴开课：“此字为‘春’，形若破土之苗。”乡民渐聚，祠堂竟成民众学堂，学术微光点燃了启蒙的灯盏。梁思成完成《中国建筑史》，这是首部系统性的中国建筑史著作，发现并测绘五台山佛光寺，打破日本“中国无唐代木构”论断。这是战火淬炼出的学术纯度。童第周带领学生深入野外捕捉青蛙，用蛙卵进行胚胎学研究。为买台二手显微镜，他们典当冬衣、借遍亲友，欠下6.5万巨债——相当于两人两年不吃不喝的工资。困厄中的学者于陋室烛光下守护文明星火，于破碎山河间，于至暗处。战火可毁屋宇，却焚不化深植沃土的文明根脉。
这是一个民族在文化存亡之际的悲壮抗争。大师们于烽火中守护学术薪火，终使第四次南渡成为历史上唯一实现“北归”的奇迹。
烽火中诗意栖居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镌刻着：“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当1937年卢沟桥的炮火撕裂华北，中国知识分子踏上了史上第四次南渡的征途。与往昔偏安败亡的宿命不同，这群衣衫褴褛的读书人在湘黔滇的崇山峻岭间开凿出了一方精神的净土，以诗意的栖居方式对抗生存困境，将物质匮乏的西南边陲，构建成滋养学术与人文精神的绿洲。
蒙自南湖畔，吴宓常携弟子赏荷论诗。月夜忽闻警报，他从容收好《吴宓诗集》手稿，笑称：“纵使炸弹落顶，亦不可令诗稿沾泥。”空袭断电之夜，刘文典携学生坐于石榴树下，一袭长衫映清辉，朗声讲《月赋》：“白露暖空，素月流天……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林徽因在李庄病榻上写信给她的美国好友费慰梅：“这农舍的星空比北平更清澈，蟋蟀声里能听见《诗经》的韵律。”在漫天烽火与警报声中，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以从容的守护姿态，于战火纷飞的土地上，筑起了一座风骨峭峻的长城。
闻一多先生为了补贴家用，公开挂牌治印。得知闻一多决定挂牌治印，“大家都很高兴，并且热心地给予支持和帮助。”其中，朱自清送来了自己珍藏多年的上海印油，许维遹带来了几把刻刀，孙毓棠赠与一本钤印谱的本子。擅长旧体诗文的浦江清，则撰写了异常精彩的骈文，曰：“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并以工楷誊写后，邀请12位学界名家联合具名推荐，装框后与印谱小样一起悬于市井各收件点。烽火连天之际，闻一多先生为济家计当街治印，引来满城风雅相助。刀锋游走处，朱自清的印油洇开墨香，许维遹的刻刀凿出气节，十二人联合署名的方寸纸页间，有清风围起的篱笆，明月清辉遍洒。弦歌不辍处，风雅自成甲胄。
吴大猷时常在课后，在联大西北角的一扇小门外，在一条很长的轻便铁路边和一群学生讨论物理学问题，这群学生中有他的得意门生杨振宁、李政道。他认为这“可以说是从不易得的群英大会”，是他人生的一大乐事！梁思成在测绘古建筑的间隙，与林徽因探讨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律之美。董作宾带领的殷墟考古团队在艰苦的条件下，依然保持着严谨的学术态度与对生活的热爱。他们在研究甲骨文之余，组织读书会、举办诗歌朗诵会。战火焚烧的大地，依然是滋养文明的沃土，学者们在硝烟深处筑起比钢筋更坚韧的精神圣殿。同时，“哲学系学生刘兆吉与中文系学生向长清等人，联合一些爱好诗歌的学生自发成立了诗社，取名南湖诗社，聘请闻一多、朱自清等教授为导师。”
海德格尔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从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知识分子的诗意栖居构成了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南渡》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更看到一群知识分子在乱世中从容不迫高举火炬——文化命脉的延续，不在广厦万间，而在灵魂的硬度与精神的海拔。大师们已远去，但其卓绝的贡献和高贵的灵魂却与年轮共生，“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另，1946年5月，西南联大复员北返，将联大师范学院留昆，8月，国立昆明师范学院正式成立，作为联大对三迤民众的琼瑶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