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隆瑚
村里有个阿耋叔公，打小就命苦。听老辈人说，他还在吃奶的年纪就得了小儿麻痹症，病虽然慢慢好了，后背却驼得厉害，像张绷紧的弯弓。走路时只能双手撑着地面，一挪一挪地，看着就让人心疼。
阿耋叔公的爹妈走得早，又没兄弟姐妹，一辈子没成家，就守着祖辈留下的老木屋过日子。那木屋的瓦片都破了好几块，风一吹，吱呀吱呀直响。他是村里的五保户，靠着大伙儿帮衬，日子才勉强过下去。
可别看叔公身子不好，人却灵巧得很！我打小就爱往他那儿跑，蹲在旁边看他编竹器。生产队那会儿，叔公下不了地、砍不了柴，就跟着婶子大娘们编竹篮、编斗笠。他手里的竹篾条像是有了灵性，左绕右缠，没一会儿，一个结结实实的箩筐就成型了。村里哪家缺个盛粮的家伙事儿，都爱找他编。编完大件儿，剩下的碎篾条也不浪费，他随手一折一编，就能变出把驳壳枪，或是转得飞快的小风车。那时候穷，农村的孩子们哪有什么像样的玩具，这些竹编小玩意儿，就是我们最宝贝的东西。
叔公的本事还不止这些。农闲时，他坐在屋檐下，一边编竹器，一边亮开嗓子唱歌。《东方红》《南泥湾》，这些革命歌曲他张口就来，还有那些带着泥土味儿的山歌，调子起得清亮，唱得人心痒痒。最绝的是，他连《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戏文都能哼，咿咿呀呀的，听得我们一群小屁孩直愣神。也不知道他这些本事，都是跟谁学的。
叔公还有个离不开的喜好——喝酒。每次拿到生产队的工分钱，他就揣着往供销社跑，打回半斤散装白酒。喝了酒的叔公，脸红扑扑的，像换了个人。他会逗我们这些小孩儿玩，双手撑地追着我们满院子跑。我们笑着、叫着，在屋里东躲西藏，笑声能飘出好远。可有时候，他也会一个人坐到村头的土坡上，仰头大喊大叫。秋天的风呼呼地吹，把他的黑布衣吹得鼓起来，狗尾巴草在旁边摇摇晃晃。那喊声听着瘆人，吓得我直往奶奶身后躲。奶奶摸着我的头说：“孩子，你叔公心里苦，喊出来就好受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村里帮叔公申请，把他送到了乡养老院。巧的是，那会儿我正在乡中学念初中，养老院就在学校边上。放学后没有什么事，我就经常往他那儿跑。叔公住在二楼的一个单间，屋里收拾得挺利落，地板上堆着竹篾条和编好的竹筐、竹筛。他说忙了一辈子，不找点事儿做，浑身不得劲儿。养老院的老人们都喜欢围着他转，听他讲故事、唱歌，叔公成了大伙儿的“开心果”。每次见我去，他就像变魔术似的，从枕头底下摸出几块饼干、几颗糖，硬塞到我手里，那是养老院发的，他舍不得吃，留起来的。他常拉着我的手念叨：“娃啊，叔公这辈子吃了不少苦，现在能顿顿吃上热乎饭，有个温暖的被窝，知足了！”
后来我去县城读高中，又去省城上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那时候没有手机，写信来回得好些天，和叔公的联系就慢慢少了。直到有天老妈来我工作的地方看我，才知道叔公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他是夜里在养老院的床上安安静静走的，没遭一点罪。家里人怕耽误我工作，没告诉我。那一刻，我望着窗外的月亮，想起叔公编的小风车，想起他追着我们跑时的笑声，心里酸酸的。
阿耋叔公这一辈子，活得不容易，可他从没抱怨过。现在每次回村，路过那间老木屋，我总觉得还能看见叔公坐在门槛上，手里摆弄着竹篾条，冲我笑呵呵地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