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二十九年江西按察使司副使戴燝宦途小挫，隐居长泰天柱山。 戴燝与泉州何乔远、漳浦林茂桂同为明万历十四年进士。此时何、林亦里居在家，相约上天柱山看望久未谋面的戴燝。何乔远回忆当年与戴燝赴京考试的情景。
明朝驿传已很成熟，漳州—泉州—福州驿道畅达，闽南士子先到福州，再走水路到闽北，即今之南平市，由南平出福建北上。
明代督学冯挺在《（光泽）儒学改建碑记》总结了由闽北出关的三条路线：“从北以入，必由三关：中为大安，则崇安当之；东为小关，则浦城当之；西为杉关，则光泽当之。”
西路为光泽杉关。汉唐时期，以西安为首都，多数士子走杉关。宋代后首都东移，杉关逐渐衰落。明朝以北京为首都，赴京路线多不走杉关。
中路走崇安（今武夷山市）大安驿分水关出关，东路走浦城仙霞关（即小关）出关。其实走分水关与走仙霞关很多线路是重叠的，都从福州出发，一起经过南平、建瓯，才在建阳建溪驿分道扬镳。往西逆崇阳溪而上到崇安，走陆路翻越分水关，到浙江铅山河口镇复上船，沿信江下鄱阳湖与长江，走大运河到北京；往东经南浦溪到浦城，走陆路翻越仙霞关，在浙江江山县顺衢江、富春江、钱塘江至杭州，由京杭运河达北京。两条线路多走水路，舒坦而快捷，闽南士子更多选择走东线仙霞关。
但是从天柱山的诗文中却看出另一种情形。何乔远在《游天柱山记》中写了三人相识的缘由：“忆余上计时，始识德棻（即林茂桂）、亨融（即戴燝）魏博间，然与德棻纵饮剧谈独习。其明年皆举进士，亦皆东西散去。”“上计”即科考。“魏博”，并非明代具体的地名，而是指唐代藩镇“魏博道”（天雄军）的历史地名，到了明代，其所在地对应北直隶大名府，兼跨山东东昌、河南彰德与卫辉府一带。何乔远之所以用“魏博”，是文人好古的一种雅驯的用法。
如前所述，闽南士子赴京考试，一般走东路仙霞关，是不需要经过大名府的，为什么戴燝、何乔远、林茂桂会在魏博相遇，那是完全不同的线路。我们且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寻找答案吧。
明朝科举省级考试称乡试，国家级考试称会试。乡试一般安排在农历八月，故又称秋闱。由礼部主持的会试，多安排在农历二月，又称春闱。举子为了参加会试，一般都要提前一年出发。举子有功名，可以通过向省教育部门登记获取牌照后，利用驿道上的官方资源，如车马、食宿等。所以举人又称“公车”。
戴燝三人是万历十四年进士，他们应该提前一年，即于万历十三年秋冬出发。《明神宗实录》万历十三年相关条目记有：“万历十三年八月辛亥：户部奏，两畿、山东、河南大水，徐淮漕运阻滞，南粮北上延期，请令江南漕船暂改陆运至河南，转输北直隶大名府仓储。”由于该年黄河决口，造成徐淮运河断航，漕粮改陆运到大名府仓储。
大运河断航对士子赴京影响很大，明朝水利文献《行水金鉴》引漕运总督疏报（万历十三年七月）记录：“今岁徐邳运道淤阻，江南漕船滞留邳州逾两月，无法北上。闽浙赴会试士子多滞淮扬，苦无舟楫，有自徐州改陆走河南卫辉、大名北上者，以避黄运泛滥之险。”这条史料明确闽浙会试士子改走陆路，经大名北上。戴燝等三人就是在无奈中做这种选择。
地方史料也进一步印证。如《淮安府志·漕运》：“（万历）十三年大水，闸河尽淤，闽浙举子北上，多由寿州、汝宁赴开封，北趋卫辉、彰德、大名入京。”
闽南甚至全闽士子有个便捷，可以寻求到福建经营茶叶与蔗糖北方行商的帮助，与商队同行。明朝还规定，士子搭乘的车船享受减免税费的优惠，这对商队也是有益处的。
以上史料记载与天柱山相关文献是吻合的。也没想到，借助《长泰县志》只言片语的资料，能够挖掘出这段独特的历史。 ⊙徐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