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辉全 文/供图
唐文灿（1533—1603），字若素，镇海卫铜山千户所人，府学生。他是明代中后期闽南滨海卫所中品行端方、勤政爱民的廉吏，更以毕生心力开启东山文教先河、奠定一方文风根基，世称东山“科第开先”，在东山数百年文脉传承史上，留下无可替代的开创功绩。
唐文灿自幼天资颖异，笃志好学，年少潜心研学，恪守儒家礼义。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考中福建乡试第三十七名举人，隆庆二年（1568年）中式戊辰科三甲进士。历官工部署郎中，万历五年（1577年）正月擢云南佥事，累迁广西按察副使，晋广西按察使（正三品）。平生著《享帚集》《鉴江诗集》，《四库全书》收录其《大行皇帝挽歌》五言律诗一首；漳州政协文史馆藏明代《大参潘邹公遗爱祠碑记》，碑额亦为唐文灿篆题。
辞官兴学 首开文风
铜山自古为东南海防要地，明初设铜山守御千户所，居民多为军籍世家，世代守边、渔耕为生，民风刚劲，素重武轻文。长期以来，域内缺乏完备的儒学教育体系，仅有乡间零散私塾，师资匮乏，文风不振。自铜山守御千户所建置百余年来，从未有士子科举登科，是闽地滨海一隅文教未开的海防卫所。唐文灿矢志兴学、教化乡梓，一举扭转了此地文教落后的局面。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唐文灿乡试中举，打破了铜山百年无科举士子的沉寂。按当时士子惯例，登科后理应整装赴京，参加会试、博取进士功名，循序登仕。唐文灿却毅然暂缓会试，决心留守故土，兴办塾学，教化乡里子弟，以一己之力培植家乡文脉。
据《铜山志》记载：“铜山所属镇海卫，初未建学。”当地士子只能远赴漳浦县府儒学附读。《漳州府志·卷五》“规制”称：“镇海于海滨为险要之地，于漳郡为文物之薮。”铜山所至漳浦县府近两百里，路途遥远，子弟求学极为艰难。虽正德年间建有崇文书院，嘉靖五年又立南溟书院，却长期苦于师资短缺，难以兴盛。
彼时铜山是抗倭海防前线，民风“尚武贱文”。明正德元年（1506年），镇海卫龚朝鼎捐建铜山文庙，亦称崇文书院，乡贤武守为亦捐出私宅助力修书院，“以教子弟”。唐文灿中举后，以举人身份留乡执教，以自己的声望昭示读书之益，吸引军户子弟入学，逐步改变“只知刀枪”的旧俗。他在崇文书院设馆讲学，终日传道授业、著书立说，在荒野海疆点亮教化星火，广收学生、传授儒学，让素以武风著称的军卫居民、海边渔民接受诗书熏陶，接续儒学真脉。
崇文书院聚徒讲学，让分散的民间教育有了固定场所，逐渐形成师生论学、同窗切磋的风气，为后来儒学的兴盛筑牢基础。唐文灿苦心兴学十九年，诲人不倦，不计个人功名得失，栽培弟子二百余人，使铜山首次拥有本土培养的文人群体。他的无私坚守，终令文风蔚起，填补了铜山自古没有正规儒学教育的空白，诗书礼乐之风，吹遍这座滨海小城。自此崇文重教蔚然成风，使远在海疆、教化未及的军民，亦得沐斯文，真正实现“文章之传，昭昭乎不可泯也”。
清《铜山志》赞道：“自是人物蔚起，皆文灿首倡之功也。”此后，游天庭等人接连登科，铜山成为“文人蔚然，科甲蝉联”之地。昔日军卫营垒，一跃而成“海滨邹鲁”。唐文灿的办学实践，为铜山社会植入了“崇文重教”的文化基因。铜山古城顶街路虽长仅八百余米，却文脉深厚，贤达云集，游天庭、文三俊、黄道周、陈瑸、陈士奇等名宦大儒，皆受此风启蒙成才，铜山由此成为闽地闻名的文教圣地。唐文灿以十九年兴学，完成铜山从“军港卫所”到“文教名区”的文化转型，让这座滨海小城从单一的军事卫所，逐渐转变为文武兼备的文化重镇。
仕途清贞 惠政在民
半生兴学桑梓、造福乡里后，唐文灿步入仕途。隆庆元年（1567年），他入选中书省；次年，凭官吏考绩第一参加殿试，登进士第，授行人司行人。此后，他历任工部漕运员外郎、山西铁冶厂监督、云南佥事、宿州通判、池州推官、户部郎中，终官广西按察使，宦海沉浮间，初心不改。
唐文灿为官清正，恪守官箴，不慕名利、不贪货财，一心体恤民艰。在山西铁冶厂任职时，他见当地积弊丛生，决意整顿革除，此举触忤权贵，惨遭贬谪。即便仕途受挫，辗转滇南、池州等地任职，他仍守正不阿、尽心履职，从不趋炎附势、妥协退让。
晚年任广西按察使期间，境内突遭特大饥荒，粮食绝收、流民遍野，饿殍随处可见。彼时朝廷赈灾旨意未到，开仓放粮需担擅作主张之险，轻则丢官，重则累及家人。但唐文灿目睹灾民绝境，心如刀绞，全然不顾个人仕途，毅然开仓赈济。他亲坐粮仓、制定赈济章程，严查克扣挪用之弊，确保赈粮悉数送达灾民手中。
经他奔走操劳，无数灾民得以存活，灾情得以遏制、民心安定。这一舍己为民之举，虽冒极大政治风险，却救百姓于水火，政绩卓著，深受广西百姓感戴敬仰。后来，百姓将他奉祀于名宦祠铭记功绩，他清正体恤的品格，亦跨越岁月、流传至今。
著书立说 文采传世
唐文灿不仅是教育家、廉吏，更是笃学不倦、笔耕不辍的学者与诗人。他平生嗜读典籍，尤精于经史，为学崇实务本、经世致用，以儒家义理立身施政，归于日用常行与治道民生。其诗文造诣深厚，著有《享帚集》《鉴江诗集》传世。
《享帚集》取“家有敝帚，享之千金”自谦之意，内容涵盖奏议、书牍、序跋、记传、论说等文体，详述其宦途践履、施政理念与学术旨趣，文辞笃实，情怀深切。《鉴江诗集》情韵温厚，言志抒怀，尽显其胸襟志趣与文人本色。《四库全书》收录其《大行皇帝挽歌》五律一章，足见其诗笔为当世所重。
千秋风范 文脉永光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唐文灿去世，享年七十九岁。朝廷批准在铜山顶街建立“恩荣”等级纶章垂耀坊，坊额题“科第开先”，世称“纶章垂耀”坊，为东山岛现存唯一完整的明代石坊。这座石坊铭刻其开创文教之功，至今仍矗立街头，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地标和精神象征。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铜山绅士公呈礼部，获准将唐文灿崇祀于铜山乡贤祠。其父唐鸿图，因隆庆六年（1572年）唐文灿显贵，被赠文林郎、行人司司正。
纵观唐文灿一生：年少登科，不恋京华仕途，甘辞会试之荣，归守桑梓兴学育人；中年入仕，清贞自守，不阿权贵、不贪利禄，所至以民生为念，实心施政；晚年致仕归田，犹以文教为己任，致力乡邦社学，传道授业，初心始终如一。他是铜山自建卫以来科举登第第一人，更是一方文脉的开启者，以毕生心力、淡泊无私，兴庠序、振文风、育俊秀，移易尚武贱文之旧俗，成就海滨邹鲁之新象。其立身之德、居官之功、传世之文，皆卓然可风，足为后世百世楷模。
此后数百年，东山县的文教传统绵延不绝，在清代和近现代依然人才辈出，这与唐文灿所开创的文教传统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那份心系桑梓、育才不倦、清廉守正、矢志不渝的品格，早已深深融入东山数百年文化根脉，历经岁月淘洗而愈见光辉，成为东山地域文化精神中至为宝贵的历史印记，为乡邦后世代代追怀、永世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