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大附中 高二十班 罗晨欣
少时读史，每见“野心”二字，未尝不心惊。
《左传》有言：“贪惏无厌，忿类无期，是谓野心。”古人视之如鸩毒，以为人臣怀此，必生觊觎之念；匹夫怀此，必乱上下之序。韩非子说得更直白：“夫有野心者，不可与有为也。”在那样一个皇权如天、等级森严的时代，野心是一把悬于颈上的刀——谁若说自己有野心，无异于自绝于庙堂、自弃于乡党。
年少的我，自然也被这样的文化基因所塑造。野心在我的词典里，始终与“狼子”“篡逆”“不安分”这些词纠缠在一起。我甚至一度以为，一个人但凡有了野心，便离堕落不远了。
可是，成长的奇妙之处恰恰在于：你曾经避之不及的东西，有一天会不期而至地叩门。十五岁那年，我想考进年级前列；十七岁那年，我想写出真正像样的文章；如今，我渴望去往更远的地方，见识更辽阔的天地。这些念想，像野草一样在心里疯长，压不住也藏不了。我忽然惶恐地问自己：这，不就是野心吗？
重新审视“野心”，我渐渐明白，它被古人深恶痛绝，只因动摇了那个时代赖以维系的根基——安分。商鞅变法，奖励耕战，看似鼓励进取，实则仍将民众的欲望框定在“农战”二字之内，超出此域，皆为野心。董仲舒倡尊崇儒术，也是要将天下人的心思规训于纲常名教之中。野心，不过是统治者为维护其权力而刻意制造的禁忌。
然世殊时异，旧义难绳今人。歌德在《浮士德》中写道：“太初有为。”行动，是一切价值的开端。而行动的源头，不正是那一份不甘于现状的野心吗？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被人指责“野心太大”，因为他同时涉足绘画、解剖、工程、天文，仿佛要与造物主争夺时间的全部奥秘。二十世纪初，探险家沙克尔顿招募队员前往南极，登报启事上写着：“诚募有野心者，需做好失败的准备。”野心在真正的开创者眼中，从来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它是一种自我超越的勇气。
可惜时至今日，歧视野心的声音仍不绝于耳。想考名校，便有人说“心气太高”；想创业，便有人说“小心野心撑不起才华”。这些声音看似老成持重，实则不过是怯懦者为自己筑起的围墙。歧视野心的人，不是真的厌恶进取，而是畏惧别人的进取映照出自己的懈怠，畏惧努力之后仍可能失败的自己——连“我不过没认真而已”的借口都无处安放。
但一个时代若以歧视野心为荣，这个时代还能诞生怎样的创造？一个青年若把“没有野心”当作美德，他又将用什么去对抗庸常、去回应时代的召唤？
青年是常为新的。新，不仅新在容颜与热情，更新在敢于重新定义那些被误解已久的词语。野心不是对权力的觊觎，不是对秩序的威胁，对我们这代人而言，它是对更好的自己的向往，是对“我本可以”的不甘，是明知前路艰难仍愿一试的笃定。
当年读《中庸》，见“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总觉那是人生的至境。现在想来，那不过是写给守成者看的箴言。青年若都“不愿乎其外”，世界便再无突破的可能。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可他后半句是“达则兼济天下”——若没有兼济天下的“野心”，圣贤也不过是闭门修身之人罢了。
我愿坦荡地说出我的野心：我想成为更好的人，想留下值得被记住的文字，想在这变动不居的世界里，留下一点属于自己的痕迹。
这野心，或许仍会被嘲笑，但我已不再惶恐。当世界在变、时代在变、历史在变，唯一不应改变的，是我们对“更好”的渴望，对“可能”的信仰。让野心光明正大地生长，待多年后回望，愿我们都能坦然说一句：我曾有野心，它未负我。
（指导老师 邬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