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山梁 文/供图
诏安有山曰“九侯”，久闻其名，却一直未能亲至登临。丙午初夏，偶读江西罗伽禄《书法造诣高深的罗汝芳》，方知九侯山间藏有阳明后学罗汝芳所题“天开”摩崖石刻，欣喜不已。
近日，暖阳遍洒群峰，和风送爽怡人。在诏安文友林火平、沈雄武二君的引导下，怀着对先生的仰慕之情，拾级而上。“九侯名山”四个擘窠大字赫然入目，笔力遒劲，气势沉雄，不由令人驻足仰望，心生景仰。再登十数级台阶，须臾之间，一道由三块巨石相叠而成的山门撞入眼帘，宛如天门自开，豁然开朗。当我伫立门前，凝望这般奇绝岩门的刹那，胸中尘杂尽散，顿生“胸次无执，物我两忘”之境。或许，这就是心与天通、天人合一的“天开”真意，是先生当年挥毫时，与自然、本心的悄然共鸣。走近天门，横亘于前的石门槛，已然被千年岁月磨得光滑如洗，温润如玉。两端的石门臼与两侧的石门栓，却始终空置其间，从未有门扉启闭，终日敞怀，喜迎天下众生。
天门上方“天开”二字石刻嵌入其间，字体端庄厚重，笔势紧严有力，刚柔并济，浑然天成，令人叹为观止。其左右两侧，分别刻有“云南参政罗汝芳题”“万历己卯县尹邓于蕃刻”的小字款署，告知人们：此摩崖石刻题于明万历七年己卯（1579年），由云南参政罗汝芳亲题，诏安知县邓于蕃督刻而成。罗汝芳（1515—1588），字惟德，号近溪，江西南城县人，师从泰州学派颜钧，为阳明三传弟子，亦是泰州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致仕之后，他遍历四方，广开讲席，传播心学思想，深得百姓热捧。泉州籍著名思想家李贽赞其“七十余年间，东西南北无虚地，雪夜花朝无虚日，贤愚老幼、贫病富贵无虚人”。
罗汝芳于此题写“天开”，并非简单的应景题墨，而是“万物一体之仁”心学思想的现场印证与生动诠释。石洞天开，自然本有、豁然呈现，不借人力，不事雕琢，恰如先生所倡导的“赤子之心，不学不虑”：赤子之心本自纯粹，良知本自圆满，无需刻意修为，便能与天地同流。这“天开”二字，则是“本心自显”的隐喻：良知本自光明，一旦破除私欲遮蔽，便会豁然开朗，正如天门洞开，心与天地相融，真正抵达“见此门天开，即见吾心天开；吾心天开，便与天地同流”的天人合一之境。
罗汝芳缘何于此题写墨宝？坊间及部分文旅宣传资料称，明万历七年，诏安籍进士胡文任云南按察司，罗汝芳应其之邀而来诏安，遂题“天开”二字。对此之说法，笔者不敢苟同。二者虽曾先后任职于云南，但并无丝毫职场交集，所谓“相邀”之说，未免牵强附会。据史料记载，罗汝芳于明万历五年（1577年）二月转任云南左参政，当年便遭弹劾，“遂得致仕之命”，结束宦海生涯。而《明神宗实录》明确记载，朝廷于明万历八年（1580年）正月廿五，下诏提任广东高州府知府、诏安籍进士胡文为云南按察副使，此时的罗汝芳已离滇两年有余，二人从未在云南同朝为官，何来相邀之可能？这一细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建构福建阳明地域文化叙事体系，厘清史实、还原真相，尚有漫长之路可走。
其实，明万历七年，罗汝芳由粤入闽，途经诏安，是其致仕归居林下之后，专注讲学的一次重要行程。是年初，首辅张居正拟旨，诏毁天下书院，严禁自由讲学，主张“传以讲而统以学”的何心隐，因私立求仁书院，在祁门被缉捕。身为同门好友的罗汝芳闻讯，即刻展开营救，却终未如愿。九月，心隐被杖杀而死，为讲学而献身。挚友的惨死，更加坚定了罗汝芳专意讲学、薪传心学的决心。
入秋时节，罗汝芳应时任两广总督的同年刘尧晦之邀，偕带二子轩、辂等人自京师南下，途经河北、河南、江西而入广东，一路访道讲学。令人痛心的是，一行抵达广东肇庆时，二子轩、辂相继染上时疫，不幸离世。强忍丧子之痛，妥善处置好亲人灵柩后，罗汝芳并未停下南游讲学的脚步，孤身一人继续南下，抵达南海县（今广州市南海区）。在此停留约二旬，与当地同道切磋论学，留下诸多论学语录；随后自南海东行，途经番禺、增城、博罗等地，而抵惠州，在当地书院讲学，为学子答疑解惑；继而沿东江东行至潮州，虽孑然一身，却坚守讲学初心，与潮州籍学者论道交流，进一步梳理完善自身学术思想。年底，罗汝芳自潮州府城出发，沿闽粤古道前行，历经山林险阻，孤身穿越闽粤交界的分水关，那份坚守传道的执着，令人动容。
此次入闽，罗汝芳的目的是“遍访同志”，联络福建境内的泰州学派弟子、心学学者及志同道合之士。他极为看重这次闽地之行，将其看成是“不比寻常”的“一生大事”，自言：“此行为我一生大事，不比寻常，故十分不能自已。诸孙不必疑虑，但想汝祖已老，尚自发奋求前，汝曹此时更不着力，后来怎生是好也？”在痛失二子的巨大悲痛中，他将全副精神、全副心力都投入讲学传道之中。罗汝芳途经诏安时，与时任诏安知县的邓于蕃相会。邓于蕃，广东南海人，举人出身，明万历二年（1574年）就任于阳明后学周贤宣倡建的宁洋县，任内重视文教，迁文庙、广学宫，颇有政绩；万历七年调任诏安县。罗汝芳自邓于蕃的老家南海风尘仆仆而来，邓于蕃本就对罗汝芳的学术思想极为推崇，见状更是礼遇有加。恰逢九侯名山景致奇绝，邓于蕃便诚邀罗汝芳为之题翰留墨，罗汝芳欣然应允，挥毫写下“天开”二字，这便是九侯山“天开”摩崖石刻的由来。
有趣的是，九侯山的九侯禅室，至今仍悬挂着“一代完人”黄道周所题“洗心之藏”的匾额。黄道周曾自述“早闻薛方伯道誉”，认定漳浦人薛士彦为其启蒙老师，而薛士彦正是罗汝芳的门下弟子，还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在江西重刻《罗近溪先生语要》一书。从师承脉络而言，黄道周便是罗汝芳的再传弟子。从罗汝芳的“天开”到黄道周的“洗心之藏”，一字一匾，一脉相承。“天开”是本心自显、良知昭明，“洗心之藏”是涤除私欲、守护心体，二者同为阳明心学的生动践行。九侯山，这座承载着自然奇观的名山，也因此见证了阳明学在漳郡的传播、发展，诉说着阳明心学的薪火相传与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