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的夜来得慢。
夏季傍晚七点多了，天还亮着，空气像泡过水的薄绸子，贴在皮肤上，又潮又黏。我坐在窗前，看远处楼房的轮廓逐渐模糊，视线里升腾起万家灯火。窗外的榕树气根垂得低，在微风里轻轻摇晃，忽然就想起了东北，想起家里的那扇窗和窗外的那缕风。
十九岁，我离开家乡，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一路南下。那时的绿皮车慢得很，车窗外的景色逐渐变化，从树干洁白雅致的白桦林变成朴质的杨树，又从杨树变成树形挺拔的水杉，最后变成生命力旺盛的榕树和棕榈。我靠在窗边，看大地一点一点地绿起来，绿得越来越浓。到了漳州火车站，下车的那一刻，一股湿热的风先将我拥入怀中，如“蒸笼”一般热情。我在站台上愣了好一会儿，心里忽然有些慌——这已经是离家几千里外的地方了。
那时候想，四年而已，读完大学就回去。
可是人啊，总是不知不觉地被日子推着走了。大学毕业后，我留在漳州工作，然后成家。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快得来不及数。等到有一天忽然意识到，我在漳州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在家乡的时间。那时候心里猛地一颤——原来我离开家，已经这么久了。
人大概就是这样，总是站在一个地方，才能看清另一个地方的分量。
这些年，不是没回去过。从硬卧到飞机，票根攒了厚厚一沓。可回去的感觉却不一样了。小时候熟悉的街道，拓宽了；童年时住过的老房子，拆迁了；连母校旁边巷子里的鸡汤豆腐串，味道也悄悄变了。以前总是热情招呼我们的那位阿姨，年岁大了，已经退休，摊位交给了她的女儿。我嘴上没说什么，照样大口地吃着，可心里却翻腾得很。也许故乡不只是一个地点，也是一段时光。
倒是漳州的海蛎煎越吃越习惯了，从最初的难以下咽，到如今的隔几天就想去吃。沙茶面的味道也香了，汤头浓郁得发亮，舀一勺送进嘴里，滚烫、香醇，心都跟着暖了起来。好友们常说我算半个漳州人了。我笑笑，不点头也不摇头。半个？那另外半个呢？那半个还在东北，在那个屋外飘着鹅毛大雪、屋里暖烘烘的开着暖气的地方。
刚来漳州的时候，最怕过夏天。漳州的夏天是湿的，到处潮乎乎，空气仿佛能拧出水来。我想念东北的干爽，想念松花江开冰时“咔咔”的声响，想念杨柳刚刚冒出嫩芽时清新的气息。现在呢，夏天一到，我会去买些阿达子，和儿子一起做四果汤。那五彩缤纷的果色在沙冰的映衬下最是诱人，淋上蜂蜜吃一口，是夏天的味道，是漳州的夏天。
杜甫说：“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以前读不懂，觉得不过是句诗罢了。现在才知，这哪里是诗，分明是刻在骨血里的念想。我在漳州看过无数个月亮，元宵的、中秋的、寻常日子的。漳州的月亮也圆，也亮，挂在中山桥的桥头，倒映在九龙江的江水里，温柔且美丽。可只要一闭上眼睛，浮上心头的，总是老家的那轮月亮。它高高地悬着，清冷、明净，月光泼在雪地上，亮得恍如白昼。脚下踩着雪，“咯吱咯吱”地响，呼出的哈气一团一团地白。那时候觉得真冷啊——可现在想起来，那些冷里，全是暖。
冬天时父亲打电话来，开头总是那句：“冷不冷？”我在这头笑，漳州的冬天再冷，也比不上东北的秋天。可父亲固执得很，常常都要问。我知道，他是用这句话来丈量我们之间的距离，来提醒自己，女儿在南方，在很远很远的南方。去年冬天，他在电话里说：“家里下雪了，今年第一场，挺大的。”然后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你要是在家，就能看见了。”我握着电话，半天没说出话来。窗外的漳州还是温吞吞的，三角梅开得正艳。
前几天，儿子问我：“妈妈，你是哪里人？”我愣了一下。是啊，我是哪里人呢？户口本上写着漳州，口音里却还带着东北味儿；身边的人都说我是东北人，老家的亲戚却笑我说话已经像南方人了。我蹲下来告诉儿子：“妈妈是东北人，在东北长大，后来来漳州住，妈妈有两个家乡。”儿子歪着头想了想，说：“但我是漳州人。”我搂着他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就热了。
人这一辈子，大概就是这样吧。从一个地方拔起来，栽到另一个地方，总要些年头才能真正地扎下根。可是有些旧根须还留在原来的土里，扯不断。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理性的人，不矫情。可是每次在视频里看到东北的画面，看到漫天的大雪，看到松花江边的雾凇，心里就软得不行。老公说我泪点低，我说不是泪点低，是乡愁这东西，藏得太深太满，不小心碰着了，就要往外溢。
夜深了，我关上台灯，月光还有一点点，透过窗帘的缝隙漏进来。明天是周末，打算给父亲打个电话，告诉他漳州已经开始热起来了，告诉他儿子又长高了，告诉他我一切都好，什么都好。
只是，我想家了。这想念没有来由，也没有尽头。它像漳州的雨，细细的，绵绵的，下起来就没完没了。它又像东北的雪，一层一层地落，越积越厚，压在心上，沉甸甸的。可我舍不得把它化了。化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总要留一些东西在心里，不解决，不放下，也不遗忘。就让它沉沉地压着，压出一个故乡的形状来。
窗外有月亮，漳州的月亮，千里之外，东北的月亮应该会比我头顶上这个更大、更亮。月是故乡明。那个“故乡”，是我回不去的地方，也是我永远放不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