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26岁的胡适回到国内，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当时，他主讲的课程中有一门是中国哲学史。这门课讲起来不但枯燥难懂，也不大受学生们的喜欢。没授课之前，胡适就听之前的任课老师讲，每次上哲学史时，全班三十多名学生，经常只有不到十位学生上课。
胡适听到后思忖，学生们不喜欢上这门课，一定是觉得这门学科乏味无趣，如果自己改变教授方式，情况会不会不一样呢？思来想去，胡适决定另辟蹊径，他花了整整三个晚上的时间，重新编写了中国哲学史讲义。于是在上课时，他没有按照课本上的顺序去讲，而是抛开三皇五帝和夏、商时期，直接从西周末期即周宣王之后讲起。
胡适特立独行式的讲课方式立即引起学生们的不满，那些自视甚高的学生们认为，胡适的这种讲法说白了就是大逆不道的“胡说”，根本不配在学校里当教授。更有甚者，学生中的几个激进分子还带头鼓动闹事。原本出于好心的胡适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场面，他顿时一筹莫展。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时作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的傅斯年得知这一情况后，先是特地听了胡适的一堂哲学课，然后再通过和胡适的交流发现，对方不仅学识丰富，而且讲起课来颇有门道。最后，他告诉那些闹事的学生：“此人虽然年轻，但学识渊博。他所做的这一切全是为了你们好，如果你们闹事，会对不起他的一片热心。”作为学生会领袖，傅斯年的话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最终学生们才放弃了“弹劾”胡适。
几十年后，胡适曾回忆说：“当时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大的风波，不得不感谢孟真（傅斯年）替我打抱不平。”傅斯年则谦虚地说，他更应当感谢胡适才对，因为通过这件事，让他结识了一位优秀的师友。
☉姚秦川 文/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