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福发
九月的风已染了秋意，带着山间特有的清冽，拂过吴田山的轮廓时，我正站在枋陈线吴田至美彭段的水泥路上。轮胎碾过平整路面的沙沙声，与记忆里黄土路的泥泞颠簸重叠——这是我时隔多年，因工作再次登上吴田山，恰逢教师节将至，山风里仿佛都飘着往事的余温。
十多年前《长泰新闻》里播报这条路通车的画面还在眼前晃，如今亲手触摸这方方正正的水泥块，才真切觉出“天路变通途”不是一句空话。吴田村村民几代人盼的路，终于在群山间铺展开来，像一条银灰色的绸带，把海拔1129米的闽南第一峰，与山外的世界紧紧系在了一起。我沿着路边走，看见曾经的碎石坡变成了护栏，往日的泥水坑铺成了排水渠，就连当年我和同事踽踽独行的山间小径，也成了供人歇脚的观景台。风掠过树梢，叶子簌簌作响，竟像是在重复二十五年前，父亲送我上山时那句带着哭腔的话：“孩子，对不起！爸没用。”
那年我刚从中师毕业，揣着“全省优秀毕业生”的奖状，却等来被分配到全县最偏远的吴田山任教的消息。母亲连夜给我收拾行囊，眼泪掉在叠好的衣服上，晕开一小片湿痕；父亲始终沉默，直到送我上山那天，在崎岖的山路上走了两个多小时，快到那所“大宅院似的山区小学”时，他才突然红了眼。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佝偻的脊背像被生活压弯的扁担，他转身下山时，脚步有些踉跄，渐渐消失在暮色里——那画面，我记了一辈子。
初到山上的日子，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连课都懒得备。八名学生的毕业班，七男一女，像极了传说里的“八仙过海”，可他们的成绩单却让人揪心：五年级期末考，只有两人及格，四人低于四十分。村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我这个“正式入编的年轻老师”身上，孩子们每天早早地在教室门口等我，眼睛亮得像山里的星星，我却总以“备课”为由，躲着他们的目光。直到有天夜里停电，我点着蜡烛翻教案，火苗摇曳间，突然想起父亲冒雨送我去县城赶车的模样——为了让我坐上一天仅一班的客车，他踩着泥泞走了二十多公里，把我推上车时，自己的裤脚全是泥，头发上还滴着水；想起母亲看见我走肿的双脚时，偷偷抹泪的模样；想起有次我骑摩托车载米和菜上山，遇着暴雨，米袋被冲烂，菜全撒在泥里，最后我和同事啃了一周的方便面……
蜡烛烧到了底，烫了我的手指，也烫醒了浑浑噩噩的我。是啊，我总说自己错过了太阳，可如果一直沉溺于失落，连月亮和星辰也要错过了。那晚我把教案重新写了一遍，把八名学生的名字和薄弱知识点记在笔记本上，第二天一早，便笑着走进了教室。山里经常停电，我们就点着蜡烛上课，孩子们围在烛光里，齐声朗读课文的声音，比任何音乐都动听；放学后我陪着他们补课，从拼音识字到作文写作，把知识点拆成山里的石头、树上的果子，一点点讲给他们听。有个叫阿明的孩子，以前总考不及格，后来竟能写出“山风是老师的声音，蜡烛是夜里的太阳”这样的句子，我把他的作文寄到《小学生周报》，没过多久就收到了用稿通知——那天，阿明抱着报纸跑遍了整个村子，逢人就说：“我写的作文登报啦！”
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我在烛光下批改作业；也记不清有多少次，我和孩子们一起在山上采野果、认草药，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一年后，学区校长来学校调研，看到孩子们的成绩单——毕业考试八人全部及格，六人超过八十分，全镇排名大幅提前——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戴，你把这里的孩子教活了。”没多久，我就被调下了山，后来又从普通教师做到教导主任，再到校长，成了全县最年轻的完小校长。记得离开吴田小学的那天，孩子们拉着我的衣角，阿明塞给我一个用红绳系着的野栗子，说：“老师，你要记得回来看我们。”我点头，却不敢回头，怕他们看见我眼里的泪。
这一走，就是二十多年。如今我在区直部门做文字工作，案头堆着各种材料，可总在夜深人静时，想起吴田山的蜡烛光，想起孩子们的笑声。每年教师节，手机里都会收到陌生又熟悉的短信，有说自己考上大学的，有说成为老师的，还有像阿明那样，留在山里当村干部，帮着村民修这条路的。前年暑假，女儿带了七个好朋友来家里，缠着我辅导作文，八个人围坐在书桌旁，叽叽喳喳的模样，像极了当年的“八仙过海”，我突然就红了眼——原来有些牵挂，早已刻进了骨子里。
下山时，司机师傅说：“现在走这条路，二十分钟就能下山，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走半天了。”我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突然想起韩红的歌曲《天路》：“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是啊，路通了，山不再高，可有些东西，却比山更重——是父亲的愧疚，是母亲的牵挂，是孩子们的期盼，是我从未忘记的教育初心。
今年教师节的钟声快要敲响，山风里仿佛传来孩子们的读书声，清脆又响亮。我站在山脚下，望着延伸向远方的“天路”，忽然明白：所谓“天路”，从来不只是脚下的路，更是心里的路。只要初心不改，只要梦想还在，这条路就会一直延伸，穿过岁月的风雨，通向更远的未来。而我，会永远记得，自己曾是这条路上的赶路人，曾用蜡烛的光，照亮过八个孩子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