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江水脉绵延千年，见证着流域内窑火的起落，而那跳动的窑火，是漳州窑千年历程的生动注脚。作为明清时期中国东南沿海独具特色的外销瓷窑体系，漳州窑的命运始终与闽南的自然禀赋、商贸格局变迁及技术交流深度交织。其中，九龙江浩荡的水运网络与丰饶的流域资源，更是它从区域性窑场迈向全球贸易舞台的关键支柱。
九龙江南门溪的“船底人”，世代以渔猎为业，他们的生活日常里，藏着河流与漳州窑血脉相依的共生密码。年逾六旬的郑休山是土生土长的船底人，他回忆起孩提时随父捕鱼的经历：“那时我才十岁左右，跟着父亲到江心航道撒网。他说那儿水深鱼密，可一网下去，捞上来的尽是碗、盘、汤匙之类的瓷器。父亲告诉我，这都是早年载着内山货物去石码、海澄的商船遇险翻沉后留下的。”江水不仅滋养着世代繁衍的鱼群，也曾沉埋着窑火余温浸染的遗珍。船底人捕鱼行舟的水道，正是当年漳州窑瓷器从上游平和、南靖、华安的窑场顺流而下，直抵月港，再经厦门湾扬帆出海的黄金水路。
回溯宋元，九龙江两岸窑火初燃，渐成星点，漳州窑由此肇始。真正的关键转折，发生在明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开关”之后：作为当时全国唯一合法对外贸易港口，月港迅速崛起。九龙江入海口商帆云集，激增的海外订单催生了对本地外销瓷器的巨大需求。
漳州窑紧抓机遇，实现了质的飞跃：平和县南胜、五寨等核心窑场紧邻九龙江支流。相较景德镇瓷器需长途跋涉方能抵港，平和窑瓷器顺水而下，运输成本大减，迅速跻身重要外销瓷生产基地。为满足规模化量产需求，窑场积极整合多方技艺：吸纳因战乱南迁至闽南的景德镇工匠，引进青花绘制技术；在纹饰上创新简化，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这些经月港远销的瓷器，被欧洲人统称为“克拉克瓷”（得名于荷兰东印度公司运输此类瓷器的“克拉克船”）。
与平和窑交相辉映的，是南靖、华安的东溪窑——它是明清时期漳州地区最大的窑口，也是“漳窑”米色釉瓷器的主产地。
至万历年间，平和窑、南靖与华安东溪窑等窑口集群勃兴，以九龙江水系为骨架的“漳州窑”核心产区正式成型。江川流转，构筑起连接窑场与月港的生命线，支撑起宏大的外销网络。
潮起潮落间，九龙江畔的窑火曾燃至鼎盛。即便在明末清初政权更迭、海禁政策反复的动荡岁月，凭借成熟的生产体系与便捷的水运优势，漳州窑仍维持着生机——河流始终是它最忠诚的伙伴。瓷器顺流漂洋，足迹遍布寰宇：在日本，它们被称作“吴须赤绘”；在东南亚，既是日常用具也是重要供器；远至西亚，甚至可见带几何纹饰与阿拉伯铭文的定制款，见证着文化的交融。
然而，进入19世纪，多重因素叠加，终让漳州窑步入晚景。国际贸易格局剧变：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取代月港的枢纽地位，外销瓷生产重心转向新兴港口腹地。资源枯竭接踵而至，使其在竞争中难敌景德镇、德化等老牌窑口。西方工业革命的冲击同样明显：德国等欧洲本土瓷器工业崛起，大幅削减了对中国外销瓷的需求。加之太平天国运动与闽南小刀会起义的战火波及窑区，导致窑场损毁、工匠流散。至清末，主要窑口相继熄火，煅烧千年的漳州窑，最终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如今，漫步九龙江畔，平和南胜窑等遗址静卧如初，诉说着河流与古老窑业间深刻而持久的共生联结。漳州窑的兴衰，本质上是“地理—技术—贸易”三者互动共振的经典范例：九龙江以优越的水运条件与资源基础，保障了生产规模化；月港开辟的通商窗口，为其打开广阔全球市场；其他地区先进技艺与闽南本地经验的深度融合，则奠定了坚实工艺根基。它的发展，恰在关键历史时期填补了明代景德镇外销能力的空白，既亲历又推动了中国瓷器从“内需驱动”向“全球贸易”模式的深刻转型。其覆盖亚、非、欧的庞大贸易网络，及瓷器上展现的文化融合印记，都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珍贵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