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克瓷” 与漳州窑系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马六甲海峡截获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约十万件中国青花瓷在阿姆斯特丹拍卖时引发欧洲贵族狂热追捧，单件瓷器价格甚至超过一名熟练工匠全年收入。这批宽边开光、纹饰印章、融合中西元素的中国瓷器，起初被推测为景德镇制，后被称作Swatow（汕头）器，但终因产地不明且在中国罕有收藏，被命名为“克拉克瓷”。今天，存世的克拉克瓷被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标志性器物，大英博物馆的多头蛇纹章盾纹碗、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静物画，以及菲律宾“圣迭戈号”沉船、埃及福斯塔遗址等考古发掘实物，共同勾勒出了这种瓷器跨越洲际的贸易轨迹，载入世界陶瓷史。

近年来，通过考古学研究，克拉克瓷与漳州窑系的关系得到了确认。1994-1998年，中日联合考古队在福建漳州平和县发现100多处窑址，出土的青花瓷盘、瓷碗与海外馆藏克拉克瓷完全吻合，南胜窑址于2006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广东汕头“南澳I号”明代沉船遗址考古，发掘青花瓷占1.1万余件文物的大宗，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出水的开光大盘、带盖钵等典型克拉克瓷器与平和窑标本如出一辙。至此，人们恍然大悟，400年前，是漳州窑系的窑烟熏染了时代的风。

漳州窑系，并非一座窑口，是一个以漳州为中心，沿九龙江脉络，涵盖华安、南靖、平和、诏安等地的庞大窑业体系。它兴起于宋元时期，以生产青瓷、青白瓷为主，明清时期转向以青花瓷、彩瓷为大宗的外销生产，包括专为欧洲市场定制的“克拉克瓷”，以及以红、绿、黑为主色调的五彩瓷（红绿彩）和以黄、绿、紫为基色的素三彩等釉上彩瓷。其中，明代万历至崇祯年间（1573-1644）生产的外销青花瓷——克拉克瓷，是当时中国外销瓷的绝对主力，奠定了漳州作为明代外销瓷核心产区的地位，当时，平和南胜、五寨窑群的最密集区域，每平方公里分布三座龙窑，采用高岭土与瓷石配比技术，将胎体白度提升至75度，接近景德镇官窑水平。《平和县志》记载，窑场周边的专业瓷土矿队、画坯作坊、匣钵工场和针对远洋运输的特殊包装业，形成了“原料开采—制坯—彩绘—包装”的完整产业链。

瓷路竞辉，历史早有伏笔。漳州窑系在明末清初鼎盛，至清末民国衰落，与月港的兴衰紧密相连。1567年“隆庆开关”后，漳州月港成为明代全国唯一合法民间贸易港，进一步带动当地海洋贸易导向的产业模式。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至崇祯六年（1633年），有13位江西籍人士先后主政漳州平和，赋予瓷业税收优惠，组织民间生产参与市场竞争。明万历年间（1573—1620），景德镇制瓷业出现原料危机，窑工从反对陶监，发展为火烧御窑厂的暴力斗争，加之明末清初政治动乱，造成外销瓷生产减产甚至停歇。依托漳州当地丰富的松木、毛竹和瓷土资源，平和南胜、五寨等地民窑模仿景德镇青花瓷业技术，改进胎土配方、釉料制作、烧制技术等制瓷工艺，在图案装饰上融入西方元素，在器型上为外销设计大盘、大碗等款式，从粗放烧造转入精细化生产。

漳州窑系逐渐替代了景德镇在外贸瓷器生产中的主导地位，制品数量一度超过景德镇，质量也达到相当水准，成功开拓国际市场。克拉克瓷的年出口量达百万件，贡献明廷关税收入的十分之一，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从器型分类到功能指向，从原料配方到贸易网络，漳州窑系开创了许多先河，更从技术工艺角度深远地影响东南亚制瓷技术：平和窑场的青花钴料配比技术传入泰国素可泰窑；越南会安工匠沿用闽南语术语称呼釉料配方；马来西亚华瓷后裔遵循“九火十八柴”的烧制口诀。正如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特展策展词所述：“克拉克瓷的每一道釉色，都是文明对话的密码。”

1621年至163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三次在漳州批量采购瓷器，数量动辄上万；今天，日本长崎“唐馆”遗址清理出的漳州窑瓷片堆积三米，其中刻有“长崎定制”楷书款识的青花碗底印证着外贸定制的生产模式。历史中模糊的记忆正在不断被找回，“漳州窑陶瓷烧制技艺”“南胜窑红绿彩瓷烧制技艺”先后列入了福建省省级、漳州市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平和“海丝之源克拉克瓷南胜窑遗址公园”，重新点燃漳州窑系的烟火，复现着“瓷商云集，市井喧阗”的当下生活。四百年后的漳州窑系继续激发着与生活、技术、交流的深层互动，书写一部海上丝绸之路的陶瓷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