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早年曾经想进入仕途。1882年，他考中了举人，和郑孝胥（曾任湖南布政使）、陈衍（曾任学部主事）、李宗言（曾任安徽道员）、高凤岐（曾任广西梧州知府）、方家澍（曾任浙江桐乡知县）等人为同年。之后，他连续7次抵北京参加了会试，但遗憾的是，他均未能考中进士。
1899年，林纾在浙江省杭州府仁和县知县陈希贤的县衙中，目睹官员督责吸吮部下的丑恶现象。他发现官场黑暗且险恶，小人得志，君子遭殃。其友李佛客的遭遇也让林纾对仕途更是看透了。李佛客是张之洞的幕僚，贪图名利进入官场后，整天写各种官书、公文，一年不到就猝死了。林纾个性急躁、狂傲、耿直，眼睛里容不下沙子，他这种性格和虚伪、如履薄冰的官场，如同油难溶于水。因此，牢记“畏天循分”祖训的林纾逐渐断绝了进入官场的念头。
1901年，林纾从杭州来到了北京。此年夏，朝廷诏开经济特科，命省部级官员推荐人才参加考试。福州人、礼部侍郎郭曾炘推荐林纾参加，被他坚决拒绝了。1902年冬，福州人、邮传部尚书陈璧准备推荐林纾为正厅级郎中。林纾言论激烈，坚辞不允，说：“你如果早晨提交了推荐书，我晚上就立即离开北京，从此再不见你。”民国成立后，林纾仍然多次拒绝了袁世凯、徐树铮、段祺瑞等大军阀的威逼利诱，甚至誓死不从。林纾曾经表示，“生平冷僻，提起做官两字，如同恶病来侵。”
那么，林纾类似东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底气何在呢？那是因为他具有一定的谋生能力，不做官对其生计毫无妨碍，也能过一种体面的生活。
从1897年《巴黎茶花女遗事》面世以来，林纾每年均有译作面世，最多时一年翻译了15部外国小说，一直持续到1921年冬，69岁高龄的林纾才停止了翻译工作。他一生著译甚丰，翻译小说达200余种。
据钱谷融的《林琴南书话》记载，商务印书馆聘请林纾翻译外国小说，润笔为每千字6个大洋（约今1200元）。他通常每天译书4个小时，按1小时翻译1500字计算，合计6000字，可获得稿费36个大洋（约今7200元）。如按林纾一个月工作20天计算，月收入可达到720大洋（约今14.4万元）。就算以三分之一给口译者，则他每月仍然可获得480个大洋（约今9.6万元）的润笔。清末民初，一位中学校长（监督）的月薪才50个大洋，换言之，林纾的月收入相当于10位中学校长的收入。也即，林纾每年仅译书的润笔就相当于现在的115万元。
此外，除了译书的润笔，林纾还有绘画的润格和舌耕的工资。在旧京画坛，林纾和著名画家姜筠同负盛名，鲁迅曾经花大价钱购得其一幅《山水写意》。林纾在琉璃厂开出的润格很高，非齐白石可及。
林纾舌耕的收入也还不错。入京之后，林纾在金台书院、五城中学堂、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政法学堂、高等实业学堂、旅京闽学堂等校任教。其中，他在京师大学堂（北大）任教时间为7年左右（1906—1913），并同时在几所学校兼课。据《林纾诗文选·畏庐老人训子书第十五则》记载，1913年，林纾辞去北大教职后改在政法学堂任讲师，每星期讲6个小时，月薪为100个大洋。
如此丰厚可观的收入，难怪林纾可以硬气地拒绝各位大官僚、大军阀伸出的橄榄枝了。
人的底气来源于经济实力，谋生的本事是男人的胆量、脸面和尊严。一位文化人，要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嶙峋风骨，首先就必须具备获得五斗米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