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洁
2023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系统部署做好2024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其中重要一项就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什么是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至少应包含这些方面：实体经济层面规模大、质量高，经济制度层面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高，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公平、透明、可预期，对外开放深度达到主导国际标准和治理体系。与此对标，当前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仍有巨大空间，需在新发展格局下进一步探索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路径。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存在的问题。一是对外开放宽度待拓宽。“卡脖子”技术问题仍是一大难题。虽然我国已成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但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及复杂的国际形势，曾使我国国内出现“一芯难求”的窘境。目前我国基础研发和技术转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很多关键核心技术、先进设备材料只能靠进口，很难做到优进优出。服务贸易仍存在“一大三低”现象。当前，服务业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贸易存在“一大三低”的特点，即：服务贸易逆差大，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低，数字化水平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比重仍较低。二是对外开放广度有待加强。国内市场开放程度不高。高水平开放不仅仅是所有区域、所有要素的开放，更重要的是配置方式也要发生立体性的变革。目前，我们在资金、资源、人才、科技、产品、要素、服务、资本等领域的开放过程中，有些领域已经完成开放，有些才刚刚开始，而有些已经遇到了难点、堵点、卡点。另一方面，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也存在诸多障碍。市场准入仍存在隐性壁垒、不同类型和规模的企业融通发展存在困难、存在地方保护行为等都阻碍了要素在国内市场的自由流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层次较低。目前我国大部分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还处在自由贸易区协定这个较低发展层次上。截至2023年底，我国已同29个自贸伙伴，签署22个自贸协定，但是同发达国家签署的自贸协定少之又少。三是对外开放深度有待提升。制度型开放发展过程面临诸多挑战。制度型开放是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从外部环境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竞争对于中国稳步发展制度型开放形成诸多限制。对内而言，内部制度梳理的关键点是建立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而目前国内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较为突出、各地自由裁量权较大、要素资源市场配置不充分等问题阻碍了制度型开放。国际经贸规则主导权之争将更趋激烈。部分发达经济体实施贸易保护政策，推动全球贸易规则体系重构，建立排他性保护性较强的区域贸易协定，新兴经济体面临更高贸易投资规则门槛。同时，地缘政治格局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呈现增多趋势，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国际关系中不公正不公平等现象依然突出。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路径。一要推动制度型开放。推动制度型开放，要从国情出发，借鉴对标国际先进经验，通过主动对接国际上通行的、惯例性的市场规则，形成同国际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衔接的市场规制制度体系。高水平开放要减少各种交易成本，也要主导国际标准和治理体系，否则不能称为“高水平开放”。目前，世界上有“三零原则”——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我们要向这个方向靠拢。其次，在制度开放的进程中，新时期高水平开放的重中之重在于推动内部改革，内部制度梳理的关键点是建立统一的国内大市场。二要加快创新型开放。高水平开放的重要衡量方式之一是高质量，这也是我们进一步提升规模经济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来源。衡量开放质量的重要标准是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全球产业链中的议价能力和竞争能力。当前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强国。除了向价值链两端延伸之外，还要向中部高度延伸。三要优化要素市场开放。高质量的对外开放要求各种要素能够不受限制，自由的流动。目前我国吸引发达国家来华投资占比不到10%。如何吸引全球更优质的要素资源来我国，除了改善营商环境之外，可以从新领域进行突破，在拓展中寻找新的开放路径。比如，在中尼自贸协定中，我国服务贸易和投资首次以负面清单开放。在数据跨境流动开放方面，这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较大，在相应的设施、标准等方面具有领先优势，该领域也是我国弯道超车开放的重要方面。在新能源领域，我国利用超大市场经济体和应用场景，实现了新能源的全面市场化。对运用标准、相应产品进出口以及知识产权领域的开放，使我们能够打造自己的品牌。四要打造强平台开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平台从最初的经济特区到自贸区、自由贸易港再到“一带一路”。开放平台的不断创新，才足以构建新的网络体系和新的竞争力。我们要加强与外部的合作，进一步构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新平台新合作机制，真正夯实在亚洲的“基本盘”。同时加快《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落地，扩大中欧经贸交流。
总之，我们应从多维度解读“高水平”，并与相应的改革举措、内部战略全面对应，以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在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全球发展提供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