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民 文 弘艺 供图
著名学者柳鸣九先生曾长期在文学研究所工作，与钱钟书和杨绛两位先生共事多年，柳鸣九先生曾在文章中纪念过钱、杨二位先生，文章中曾记述过的两件事，虽然只属于小细节，但却折射出了钱、杨二位先生身上的大师品质。
1964年，中宣部交给文学研究所一个任务：编选出自古以来的外国理论批评家论“形象思维”的系统资料。于是，文学研究所便成立了两个翻译资料组，一个组负责翻译西欧古典理论批评家论形象思维的资料；另一个组负责翻译俄国民主主义批评家论形象思维的资料，前一个组，是以钱钟书和杨绛为主的，并配备了两名年轻助手，其中一名就是柳鸣九，另一名是刘若端。作为一名青年研究人员，在选题这类重大问题上，柳鸣九是插不上手的，他只能跑跑腿儿、干些杂务。但钱、杨两位学者却很体谅年轻人，柳鸣九回忆说：“钱、杨怕年轻人坐在冷板凳上难受，便把法国16世纪作家佛纳尔克的一则论述交给我翻译，短短的仅五六百字而已，我译好后交卷，杨绛又做了校对修改，虽没有什么理解上的出入，但她把译文改得更精炼更利索了。”资料整理完成后，要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上发表，一共节选节译了32个理论家与作家的片段论述，当然，这份译文资料，除了那篇五六百字的佛纳尔克的一则论述稿是由柳鸣九翻译的之外，其他的资料都是钱钟书和杨绛两人的心血，即使是佛纳尔克的那篇小稿，柳鸣九译完之后，也经过了杨绛的精心校对和修改。可是，在这些资料即将发表的时候，钱钟书和杨绛却坚持要在文章中署上“钱、杨、柳、刘”四个人的名字，柳鸣九感到这样太不符合实际情况了，就极力反对：“我因为自己只是一个助手，出力很少，不止一次请求不要署我的名字，对此，钱、杨执意不听，一定要把四人都一一署上。”就这样，在钱、杨两位的坚持下，这份资料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十一册发表时，署上了“钱、杨、柳、刘”四个人的名字。柳鸣九对此非常感动：“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这个小摊子是由领导上共指派了四个人，所以，钱、杨坚持署名‘一个不能少’，似乎是在坚持一个‘集体主义原则问题’，另一方面当然也有提携两个青年研究人员的好意。”
这件事还有续集，柳鸣九继续讲述道：“事隔多年，钱大师去世之后，一家出版社要将上述那份理论资料收入钱、杨的集子，问我当时的情形，我如实作了说明，强调那份‘理论资料’是钱、杨的心血与成果，两个助手在其中的工作量微乎其微，应该把这两个名字删掉。终于这家出版社与季康先生听取了我的意见，恢复了‘历史的真实’，扔掉了两个‘小累赘’。”但令柳鸣九没有想到的是：杨绛在删去了他和另外一个助手的名字的同时，把佛纳尔克那篇译文也删去了！因为杨绛觉得那篇译文是由柳鸣九翻译的，他们夫妇不能窃为己有。对于这件事，柳鸣九同样十分感慨：“其实，这倒没有必要，因为佛纳尔克并非文学史上一个特别显著的大家，要把他这一则论述摘选出来，只有钱钟书先生的学力才能做到，他为此肯定付出了辛劳，而且，那一则译文毕竟还是经过了杨先生的校改，应该算是他们的成果。季康先生真可以说是一位完美主义者，她力求绝对的纯净与利索，要真正做到‘一尘不染’！”
以上两个故事，都和作品的署名有关，让我联想到了现在学界有关署名的一些事：有的导师仅仅是对自己所带的研究生的著作提出了几点建议，但在著作发表时，便要求把自己的名字也写上去；有的研究生的论文是自己独立完成的，但在论文发表时，他的导师却要求在文章中也署上自己的名字……而从两位大师在两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上折射出的人格境界，足以让当代学界的某些导师教授们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