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心心念念的“番批”和侨汇

记忆中，侨批和侨汇就像一对双飞燕，总是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同时出现。

困难时期，闽南人期盼侨批，更贴切地说是期盼侨汇。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寄批不能是空信，所谓的空信，就是不带汇款的信件。于我们家来说，每月一批相当于每月一汇。于是，周而复始，老早盘算着，侨批的日子又近了……

我忘不了母亲倚窗凝望的那份焦虑，每次远远地看到那个叫“玉悟”的送信伯伯出现在小巷口，母亲都会高兴地飞奔出去开门迎接。在我眼里，这个信差就是我们家里的福星。只见他缓缓地打开一个牛皮纸包，一层一层地展开，小心翼翼地在一叠信件中抽出我们的信封，然后又是一遍遍地数钱，生怕稍微闪失会有差错，接着再从另一个纸包里掏出相应的侨汇券。接下来的日子，必定是我们家餐桌上较为丰盛的时段。

我们家的每月一汇来自香港的姨妈。上个世纪50年代，姨妈一家移居香港。姨丈在香港经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每个月，姨妈都会给在国内的妹妹（我的母亲）寄一封信，同时汇上100港元，权当让她的妹妹改善生活。我的母亲是个“高产户”，膝下6个子女，孩子幼小需要母亲照顾，一家大小全靠父亲一个月几十块的工资维持。姨妈每月寄来的100港元对我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那时候的汇率很低。记得最低的时候一百港币仅仅兑付二十几元人民币，且一直徘徊在30元左右的汇率。但这个数目相当于当时一个上班族的月工资啊。只可惜，好景不长，我十岁的时候母亲就病逝了。母亲去世后，姨妈的每月一寄变成了逢年过节或必要时的汇款。父亲说，这事不怨我们姨妈。人家没有义务帮你一辈子。她曾经的资助我们更要心存感恩。要想摆脱困境，唯有靠自己！“咸水”断流后，我们那段日子确实举步艰难。直至哥哥姐姐走上工作岗位，家里才渐渐摆脱困境。

同样心心念念期盼“番批”的还有我的伯母。伯母在我眼中一直是个傲气的女子。她和伯父是双职工，膝下无儿女，生活相对富裕。后来，我家二哥过继给他们继承香火。我知道伯母引以为傲的理由是她有个亲哥在新加坡，经常不定时地给她汇款。每次到伯父家看到她摆着一桌饭菜祭拜“人客公”，直觉告诉我，伯母的“番批”又到了。新加坡的汇率高，伯母收到的侨汇明显比我们家还可观。她的亲哥在那边赚得好，且大方舍得。以至于在国内的伯母生活一直是养尊处优的。

上世纪80年代初，伯父突然病逝，担心伯母伤心过度，她的哥哥突然发来邀请函，让伯母奔赴新加坡探亲。就这样，从未出过远门的伯母只身前往新加坡。我们着实为她捏了一把冷汗，所幸新加坡华人多，闽南语在那边畅通无阻，无任何交流障碍。几次往返新加坡后，伯母的哥哥一家也到大陆回访了几次。伯母每次探亲回来都会送我一堆漂亮的衣服。这些时尚洋气的衣服，尽管都是“退居二线”的，可在我眼里依然是光鲜靓丽，令我爱不释手。伯母还有用不完的侨汇券，侨汇券在当年很吃香，有些东西你有人民币而没有侨汇券是买不到的，比如烟酒、自行车、小家电。对于用不完的侨汇券，伯母倒是很大方，有求必给。在闽南，像我们家这样的情况普遍存在，侨乡侨戚，谁家不能沾上个海外亲戚。闽南华侨把对亲人的思念化在字里行间，看似一封封家长里短的信，实际上寄托了无限的爱与情。

改革开放后，国内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人们不再那么天天盼着侨批侨汇。国外亲友带回的不再是旧衣物了。而出国旅游探亲也成了家常便饭。两地亲友的互动走访也变得频繁。彼岸的亲人见证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见证了家乡亲人翻天覆地的变化，斗转星移，我们竟然成了他们羡慕的对象。只是，在安逸的时光里，我们经常感念他们曾经的资助，感念那段有“番批”和侨汇渗透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