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柳鸣九曾经写过纪念译界先贤陈占元老先生的文章，通过柳鸣九的记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平易近人、不端架子的陈占元，陈老把自己放在了最低处，而体现在他身上的“低”，则正是他精神品质中的闪光之处。
陈占元先生长期执教于北大，是北大西语系的资深教授，也是赫赫有名的译界先驱。然而，当柳鸣九成为陈占元的学生、听了他的课以后，发现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教授：“占元先生给人最为深刻的印象，还是他的平易谦和。他是名教授，但在待人接物上，绝没有半点架子架势，没有师道尊严，没有矜持作态，没有居高临下。当他发觉你有上前去跟他说话的意图时，他总是先和颜悦色，笑脸相迎。在交谈中，他没有长辈的态势，总是先倾听你，理解你，从不截话，他说起话时，谦让得简直就有点羞涩了，似乎两人交谈感到荣幸的不是你，而倒是他。”在授课过程中，陈占元对学生的态度也是平易近人的，关于这一点，柳鸣九举过一个例子：“在课堂上，他极少‘点将’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不像有的教授那样习惯成自然，甚至形成了一种爱好。如果在讲课中不可避免地有了讲授者与听讲者之间的互动局面，听讲者习惯地站起来作答时，他总是显得有点不好意思，似乎觉得自己滥用了讲授者的权威，亏待了对方，而深感抱歉。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赶紧要对方坐下来回应。这哪里是师生之间的问答，简直就是平等的对话。说实话，我从没有见过有对晚生如此彬彬有礼、尊重有加的师长。”
还有两件事，也能体现出陈占元先生的“低”，据柳鸣九先生回忆：“1978年，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改选，前辈学者均已上80岁，决定全部退休，只担任名誉职务，由50岁左右一辈的学人接班，为了大体上不失衡，李健吾、罗大冈、闻家驷并列为名誉会长，陈占元为顾问，虽然这并没有达到绝对的平衡，但在当时已经是令人煞费苦心了。占元先生以他惯有的谦逊与宽厚对此表示了理解与支持，并且当着我的面把新当选的会长、副会长称为‘时贤’……”另一件事，也同样体现了陈占元先生淡泊名利、不争的境界：“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项国家级的大型文化工程，其中外国文学中法国文学部分的编委会，由于人事关系问题，占元先生在编委会中只任副手，而以他的文化学术、老资格与对法国文学的广博学识，以及虚怀若谷，能团结学界同仁的人格精神，他担任主编之职绰绰有余，或者至少也应该并列为主编，然而他却屈居人下，当时在我这个局外的‘青年人’看来，这一安排实在失衡，陈先生之所以接受了并在这个岗位上承担了相当重的实务，显然是因为他太谦让、太好说话了。”
真正有水平的人，从来不摆什么名家架子，总是把自己放在最低处，就像成熟的谷穗儿一样，永远谦逊地低着头。陈占元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的“低”，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久违的人格修为，使我们顿生敬仰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