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卯年九月廿三，家乡挚友发给我们重修后的靖城“宝珠岩濂溪祠与道元亭”的照片，这是乡亲们为保护九龙江文脉集资重修的文化遗迹。多年前，我应好友之邀同登老家南靖名胜宝珠岩，瞻仰岩上的濂溪祠。之后，察看芗江水利枢纽站，写下了《宝珠岩水利碑记》。
周敦颐是北宋时期重要的哲学家，为“北宋五子”之一，也是宋代理学的奠基者。其原名惇实，字茂叔，生于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卒于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湖南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他出身于官宦世家，依靠其舅父的荫恩步入仕途，但终身只做过一些州县小官，其间亦曾兴学授徒。晚年退官而定居于庐山莲花峰下，构筑书屋并以山麓之濂溪命名，故后世学者又称其为濂溪先生，他的学说亦被称为濂学。
作为宋代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幼年即熟习儒家思想，但一生又与佛道人物多有交往，并通过吸收佛道思想来建立自己的思想学说，不仅为宋代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宋代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其著作被后人编为《周子全书》，或称为《濂溪集》，其中《太极图说》和《通书》是其哲学著作。
周敦颐是依靠荫恩制度步入仕途的，但他为官兢兢业业，且才能过人。在三十余年的官宦生涯中，他主要在州县担任司法官吏，并以断狱公允、敢于决断而闻名。在洪洲分宁县主簿任上，一赴任即对久拖不决的案件“一讯立辨”，而为人惊叹：“老吏不如也。”（见《周子年谱》卷二十）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期间，能够依法断狱，据理力争，使一“法不当死”之囚而“得不死”（同上）。正是因其依法断案而又果断，当他赴任南昌知县时，邑人喜曰：“吾属得所诉矣。”（同上）提点广南东路刑狱时，“尽心职事”，“以洗冤泽物为己任。行部不惮劳苦，虽瘴疠险远，亦缓视徐按。”（《周敦颐传》《宋史》卷四二七）以至“竟以此得疾”。其间，对知州“占断”端溪石而恶其夺民利，著令“买砚母得超过二枚”（见《周子年谱》《周子全书》卷二十）。其友人潘兴嗣称他“其为治精密严恕，务尽道理，民至今思之”。
铜梁县令吕陶亦说：“其政抚而不柔。与人交，平居若泛爱，及其判忠谀，拯忧患，虽贲育之力，莫亢其勇。”（《送周茂叔殿丞序》《周子全书》卷十九）可见，周敦颐确是一个忠于职守、刚毅果决，自觉维护封建司法制度、主张司法公正，且具有非同寻常的司法才能的封建士大夫的典型。尽管他的所作所为是服务于宋代社会的统治秩序的，但他能够依法断案，公正不阿，且作风泼辣，显示出较高的个人素质。
在从事司法工作的同时，周敦颐还讲学授徒，传播儒家学说。作郴州县令时，“至县，首修学校以教人”。在合州时，“士之从学者甚众”。到了邵州，更是兴建州学，大开讲学之风。周敦颐讲学授徒，目的在于教人学做圣人。程颢因从学于周敦颐“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这个道就是儒家圣人之道。程颢本人曾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明道学案上》《学案·宋元学案》卷十三）颜子、仲尼之所乐，也就是圣人所达到的精神境界。孔延之在为周敦颐在邵州迁建州学所做《邵州新迁州学记》中说：“周君好学博通，言行政事，皆本之六经，考之孟子，故其所施设，卓卓如此。”（《周子全书》卷十七）可见，周敦颐是用儒家的思想来教人，其目的在于成为圣贤。在周敦颐看来，圣贤之人格境界必须通过养心寡欲以至于无，才能达到。他在《养心亭说》中说：“盖寡欲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周子全书》卷十七）对此，朱熹解释说：“诚立谓实体安固，明通则实用流行。”所以，圣贤之人就不仅是个体生命的自足，同时还是社会价值的实现，是知行合一、体用合一的儒家思想的体现。
但是另一方面，在周敦颐的个人生活中，却又呈现出颇具道家色彩的别样风貌。周敦颐一生为官清廉，其好友潘兴嗣在《濂溪先生墓志铭》中说：“视其家，服御之物，止一蔽箧，钱不满百，人莫不叹服，此予之亲见也。”（《周子全书》卷二十）尽管如此，周敦颐仍能淡然处之，甚至尽其所能周济亲朋好友。《周子年谱》中有此记载：“先生平日俸禄，悉以周宗族，奉宾友，及分司而归，妻子馆粥或不给，旷然不以为意。”对周敦颐的处世风格，黄庭坚曾说：“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好读书，雅意林壑，初不为人窘束世故。权舆仕籍，不卑小官，职司其忧，论法常欲与民决讼，得情而不喜。”《周子全书》卷十九）当然，这里说周敦颐不卑小官而忠于职守是真，但他并非不思升迁，在得到吕公著和赵抃的力荐而擢授广南东路转运判官时，他为此而谢吕公著时说道：“在簿宦有四方之游，于高贤无一日之雅。”（《周子年谱》《周子全书》卷二十）但是游宦数十年，他并未登上高位，终于丧失了进取之心，禁不住在诗中表达出忧伤之情：“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停杯厌饮香醪味，举箸常餐淡菜盘。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周子全书》卷十七）周敦颐本就好读书，雅意林壑，退出仕途，自然只能与山水为伴，在精神世界中寻找寄托。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归隐濂溪上，思归复思归，钓鱼船好睡，宠辱不相随，肯为爵禄重，白发犹羁縻。”他的这种归隐思想早已有之。
身处宦海中的他，深感仕途艰难、名利扰人，从而十分羡慕僧道的出世生活。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久厌尘坌乐静元，俸微犹乏买山钱。徘徊真境不能去，且寄云房一榻眠。”（《周子全书》卷十七）吕陶说他“常自诵曰：俯仰不怍，用舍惟道，行将遁去山林，以全吾思”（《送周茂叔殿丞序》《周子全书》卷十九）。黄庭坚亦说：“茂叔虽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终在丘壑。”（《濂溪词并序》《周子全书》卷十九）僧人道士那种与山水为伴，自由自在的人生境界和生活情趣，对周敦颐来说是何等富有魅力！所以，一方面是其性情中的好读书、雅意林壑；另一方面是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仕途失意，终于使他退出官场，隐居庐山脚下。对其在庐山的隐居生活，周敦颐本人在诗中写道：书堂构其上，隐几看云岑。倚梧或欹枕，风月盈中襟。或吟或冥默，或酒或鸣琴。数十黄卷轴，贤圣谈无音。窗前即畴囿，囿外桑麻林。千蔬可卒岁，绢布足衣衾。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吾乐盖亦足，名溪朝暮侵。元子与周子，相邀风月寻。”（《周子全书》卷十七）这确乎是仕途失意的士大夫阶层所向往并从中获得精神安慰的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生活。而周敦颐之雅意林壑，又确乎并非一般的喜好游山玩水，其中寄寓着内心深处的一种生活理想。这种理想是摆脱了世俗生活中的名利困扰，内心世界宁静安详，耕作读书，吟诗弹琴，沐风赏月，自由自在的超然境界。因此，朱熹虽尊周敦颐为理学开山，但又称其有“仙风道骨”之气象。这就是说，道家构筑的精神超越的人生境界，不仅对周敦颐的个人生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他的理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有着风骨之力。
当然，周敦颐实际的内心世界还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他渴望着建功立业、经世济民，另一方面，他又追求着精神超越、人身自由。这种追求自我解脱和难以忘怀世事的矛盾直至其临终仍无法摆脱。他在临终前写给其妻兄的信中说：“上方兴起数百年，无有难能之事，将图太平天下，微才小智苟有所长者，莫不皆获自尽。吾独不能补助万分一，又不得窃须臾之生，以见尧舜礼乐之盛，今死矣，命也。”如同庄子和王充一样，他把这一切归结为命之使然。既然现实生活并未能给他提供一个施展宏图的机会，于是只好徜徉于山水之间，退回到内心世界中去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一方面怀抱救世理想，另一方面又无以施展才能，因而使他能够摆脱世事烦扰，借助于儒道以及佛教思想，静心思考和构筑其天道性命之学。道家道教宇宙论的思想传统给予他重要的启迪，他在读《读英真君丹诀》诗中写道：“始观丹诀信希夷，盖得阴阳造化几，子自母生能致主，精神合后更知微。”（《周子全书》卷十七）正是沿着陈抟关于阴阳造化、子自母生的思路，周敦颐经过一番对于道家道教宇宙论思想体系的改造，终于建立了他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和以道家思想为依托的哲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