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历史源头，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并积淀下来的红色法治文化，为开创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重要启示。
进入新时代，面对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红色法治文化因其独特的红色价值，对于丰富当代思政教育内容，拓展教育研究与教学实践视角，提供教育创新路径，推进青少年法治素养与思想道德素养提升等，具有重要意义。
何谓红色法治文化
2025年2月，民主法制网刊发《红色法治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一文提到：“‘法治文化’冠以‘红色’之名，正是指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造的人民民主的法治文化、宪法宪治文化、人民司法文化等法治文化形态。”
2026年5月9日，延安日报在《红色法治文化赋能基层治理创新》一文中概括道：“红色法治文化是指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形成的法治理念与为民思想的总称，其中包含着前辈们的法治精神以及人民情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他关于红色法治文化概念的论述基本类似，可以明确得出，红色法治文化，跨越了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多个历程，它并非某一个特殊时间节点的产物，而是在长期历史进程中不断积累、沉淀、传承发展而成，这也决定了其具备革命性、历史性、传承性的同时，也具备规范性、时代性和创新性，它是制度成果、文化标识与精神内核，是红色文化与法治文化的有机融合，并在当下绽放出耀眼的时代光芒。
红色法治文化与思政教育的内在关联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新时代对思政教育工作提出了更多新要求，除了求新求变，更要传承并深度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等，既要有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也要注重提升趣味性与吸引力。
思政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之于国家和民族未来至关重要，需下大力气，用更丰富和多元的手段，提升受教育者的政治素养、法治素养、思想道德素质。由此可见，红色法治文化与思政教育之间，前者是后者不可或缺的优质历史资源、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后者是前者传承创新的重要平台载体，二者相互融合、协同发力，具备高度内在关联性。
思政教育工作中红色法治文化的价值体现
红色法治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在苦难辉煌历程中诞生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文化价值与精神内核，与思政工作的引导教育功能一致。因此，将红色法治资源融入思政教育工作中，能够进一步赋能思政教育教学、充实课堂内容，明晰舆论导向、强化价值引领，成为思政教育工作独特且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
首先，红色法治文化之于思政教育，具备丰富的理论价值。在中国，它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本土化表达，为思政教育提供了法治信仰与政治认同相统一的教育资源。红色法治文化诞生和完善于我党及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法治建设进程，推动历史传统与时代命题相衔接，从教育角度，这种范式已然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性输出与训练，对于夯实法治信仰、政治信仰基础，培养法治精神、家国情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次，红色法治文化有助于提升思政教育实效。红色法治文化是完善思政教育内容体系的重要一环。将红色法治文化融入思政教学，有利于拓展思政工作的法治维度，推动思政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互促。红色法治文化中丰富的法治故事和实践案例，可增强思政教育的鲜活性、感染力，推动二者良性互动、融合发展，进而有效提升思政教育实效。
再次，红色法治文化有助于传承红色基因，增强受教育者的历史认同与法治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全体人民信仰法治、厉行法治，国家和社会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红色法治文化带来的法治认同、历史认同，能够引导受教育者自觉承担起传承红色法治文化、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责任。陈雪培《广西红色法治文化资源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的应用研究》中总结道：“如果大学生对我国的法治文化缺乏深入了解，就难以树立起对法治文化的认同与自信。这将在他们参与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埋下隐患……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
红色法治文化在思政教育中的实操应用
尽管红色法治文化融入思政教育工作具备较强的必要性，但不得不重视的是，当下仍存在一定的现实困境。如重视程度不足、挖掘与融入力度不够；相互契合度不高，适配效果不明显；教育手段传统、单一，互动式、体验感不足等。因此，需持续关注这些短板，采取有效举措，提升融合教育实效。
首先，提升价值认知，强化融合力度。“协同育人”是二者相融合的主题，需进一步提升对红色法治文化自身价值的思想认知。红色法治文化是坚定法治信仰、涵养家国情怀的重要资源，推动其融入思政工作，是增强红色法治文化时代创新性与思政工作育人功能的题中之义，一方面进一步丰富了思政教育的课程教学、实操实践，另一方面提升了红色法治文化的时代感和应用性，彰显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辅助力量与适配作用。
其次，避免“硬融合”，优化适配效果。融合不是简单叠加，而要持续优化适配效果，以免产生晦涩难懂甚至格格不入的后果。如有效梳理革命、建设、改革时期的红色法治案例、人物和理念，梳理初心使命、制度精神、责任担当等与思政工作的契合点，提炼生动、具象的内容，避免空洞说教。同时要注意对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学龄段进行“分层适配”，最终实现红色法治文化与思政教育的自然融入，实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再次，创新平台载体，突出教育实效。用活用好平台载体是思政教育工作的永恒命题，红色法治文化融入思政教育，对平台载体的创新性应用提出了新的挑战。就课堂教学而言，案例教学+情景模拟+交流研讨等互动内容穿插其中，进一步带动教育活力；就实践载体而言，与理论内容密切关联的红色教育与法治基地、社会实践基地、研学活动、志愿服务、法治宣传活动等，均是对课堂内容的优化拓展；就数字化载体而言，短视频、直播、AI等的合理利用，既符合新时代青少年的交互习惯，又为思政工作注入了新动能，是不可忽视的前沿手段。
最后，完善各类保障，追求长期长效。推动红色法治文化有效融入思政教育工作，必须从长期长效角度构建完善保障机制，为其提供制度支撑体系。一是健全组织保障，各级各部门应明确职责分工，跨部门协同联动，共同为思政教育中的红色法治文化传播应用创造有利条件；二是夯实资源保障，不仅是师资，更要有经费保障、红色资源等，加强协同培训，实现多方共建共享；三是建立评估机制，施行反向优化。通过反馈评估找出问题，摸出薄弱环节，进而动态调整思政教育的内容与方式，这种反向优化，是真正实现以制度机制优势保障红色法治文化育人实效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安徽报业经营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