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滁州南谯区综治中心，记者听到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2025年底，当地一家企业与一名受工伤的职工，几乎同时给综治中心送来了锦旗。职工送的那面写着“排忧解难”，感谢帮他争取到了赔偿；企业送的那面写着“为企解忧”，感谢帮他们平息了一场可能升级的纠纷。
媒体从业多年，见过不少送锦旗的场面，但原告与被告同时向“中间人”致谢，实属罕见。综治中心的调解员老张道出原委：职工老杨因工致残，企业不认可工伤认定，双方僵持不下，老杨一怒之下要去拉横幅。老张把人请进调解室，先听老杨把满腹委屈倒尽，再替企业算清法律账与经济账。从上午9时到下午3时，协议落笔——企业赔付6.9万元，双方握手言和。
“有时候，老百姓要的不过是一个能讲理、有人听的地方。”老张这句话，被记者记在了采访本上。而它，也恰好道出了滁州这些年建设综治中心最朴素的逻辑。
发源地：从“小岗声音”到治理自觉
理解了“讲理有人听”这个朴素需求，再来看滁州综治中心的十年探索，脉络就清晰了。
滁州的特殊性在于，它是这项工作的“发源地”。2016年春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调研期间，于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首次明确提出推进县乡村三级综治中心建设。十年之后，当许多地方还在探索综治中心的功能定位时，滁州人思考的问题已经向前一步：发源地，就要有发源地的担当，不能把“第一个提出”仅仅当作历史荣誉。
他们把这项工作列为“三级书记领办项目”——市、县、乡三级的党委书记直接负责。市委书记亲自到综治中心调研，政法委负责同志以“四不两直”的方式（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暗访各个县区。这种推进力度，在基层治理领域并不多见。
记者在明光市看到，当地综治中心是一栋独立的四层大楼，面积达4500平方米，据说是全省最大的县级综治中心。但大楼之大不足为奇，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里面的布局。
走进一楼大厅，迎面是一排开放式的接待窗口，上方挂着清晰的指引牌：人民调解、法律咨询、劳动监察、信访接待……每个窗口后面都有工作人员在对接来访群众。左侧是“引导受理区”，工作人员会先问清楚来意，然后告知“这事儿该找哪个窗口”。右侧是“多元化解区”，几间调解室的门半掩着，偶尔传出交谈声，没有想象中的争吵，反倒像邻居在聊家常。二楼以上是仲裁庭、速裁法庭、心理咨询室和各职能部门常驻办公区。
这就是明光市打造的“调解+仲裁+信访+诉讼”一站式综合体。用老百姓的话说——进门之后，无论你是来咨询的、来告状的，还是来讨薪的，总有人接单，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不用再出这扇门，事情就能往前推。
那么，事情具体是怎么“往前推”的呢？
机制：从“对簿公堂”到“握手言和”
“往前推”的关键，在于一套把调解的“柔性”与法律的“刚性”焊接在一起的机制。
过去，老百姓一有纠纷，第一反应往往是“我要去告你”。上法院，门槛高、周期长、还伤和气。滁州的做法，是把法院的法官和调解力量“请”进综治中心。如今全省都已铺开这一模式——基层法院全部入驻县级综治中心。但在滁州，记者看到的不仅是“入驻”，更是“深化”。
2025年农历腊月十五，距离春节不过半个月。那天下午，12名工人涌进明光市综治中心大厅，情绪激动。带头的工人老张说，他们在当地一家智能科技公司干活，公司经营不善要关门，拖欠了6万多元工资，眼看要过年了，老板连人影都见不着。
接待窗口的工作人员一边安抚，一边快速记录信息，10分钟后，这份工单已经摆在了二楼总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的桌上。
调解员老赵当天就联系上了企业法人。“快过年了，欠薪可是红线，劳动监察那边盯着呢，真要走到行政处罚那一步，您这公司以后想再开业都难。”老赵没有一上来就讲大道理，而是把法律后果掰开了说。企业那边也诉苦：不是不想给，是账上确实没钱，客户欠的款也没收回来。
老赵来回打了七八通电话，把双方约到综治中心的调解室。账一笔笔对，话一句句说。最终达成的方案是：公司一次性结清6万余元欠薪，另外再给每人多付一个半月工资作为解约补偿。
协议签了，工人们还是不放心：“他要是反悔了怎么办？我们上哪儿找人去？”
老赵早有准备。他当场拿出《司法确认申请书》，解释说：“这份协议只要拿到法院盖个章，就有了强制执行力。到时候他敢不给，法院可以直接从他账上划。”从工人进门，到拿到加盖法院公章的确认书，前后只用了三天。
记者后来联系上工人老张，他在电话那头说：“以前总觉得这种事得打官司，一打就是大半年。没想到在综治中心，三天就拿到‘法院条子’了，心里那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这个案例的关键，就在于“调解+司法确认”的组合拳。通俗地说：调解员负责把双方拉到一张桌子上谈出一个都能接受的结果，法院负责给这个结果盖上法律的“钢印”——谁反悔，法院直接强制执行。老百姓不用自己跑法院立案、排期、开庭，综治中心把法院的确认通道直接“搬”到了调解室隔壁。
尝到甜头的不仅是工人。企业主后来跟老赵说，真要是闹上法庭，不光要赔钱，公司的名声也毁了，现在这样，“面子里子都保住了”。
从“对簿公堂”到“握手言和”，转变的背后，是综治中心把法律资源从“高高在上”变成了“触手可及”。
解纷：“叮咚”一声，事了人和
如果说“调解+司法确认”解决的是“怎么赔”的问题，那么面对更复杂的群体性欠薪，滁州综治中心拿出了另一套打法—— 一个从定责到执行的完整闭环。
2026年1月，滁州市某建筑工地上，29名工人被拖欠了80万元工资。年关将至，工人们从2025年12月就开始讨薪，市人社局和住建局先后介入调解，但分包单位和总承包单位互相推诿，都以“工程款还没结算”为由拒绝支付。
1月14日，案件移交到市综治中心。
综治中心没有走“先调解试试”的老路——调解已经试过两次了，没用。中心负责人当天召集了南谯区人民法院、司法局、人社局、住建局开了一场专题调度会。会议室里，各部门把各自掌握的情况摊在桌面上：人社局有工资拖欠的证据，住建局有施工单位的合同备案，法院有可供执行的法律依据。
会商的结果，是一条清晰的“递进式”处置路径——
第一步，综治中心居中调度，直接协调市法律援助中心为29名工人指派了公益律师，确保工人们的诉求有专业支撑，不会因为不懂法律而吃亏。
第二步，市人社局立即启动“农民工工资争议速裁程序”。这个程序是专门为欠薪案件设计的“快车道”：立案、审理、文书出具全流程压缩，普通仲裁可能要一两个月，速裁程序只用了一周就出具了有法律效力的裁决书，白纸黑字写明了欠薪金额、支付时限和责任主体。
第三步，裁决书到期后企业仍未支付，市人社局无缝对接南谯区人民法院。法院开启“农民工讨薪执行绿色通道”，从申请强制执行到查控企业账户，流程加快推进。
2月初，工人们的手机相继响起“叮咚”的到账提示音。80万元，全部到账。
这个案例揭示了一个关键变化：滁州的综治中心已不再仅仅扮演“和事佬”角色。它更像一个“指挥中枢”——面对复杂纠纷，能迅速判断该走哪条法律路径，然后调度行政力量定责、动员司法力量保障，形成“综治调度+仲裁速裁+部门监管+法律援助+法院执行”的完整链条。从一个分散的“点”，织成了一张密实的“网”。
一扇门背后的滁州答卷
从“调解+司法确认”到“速裁+执行闭环”，滁州的探索有一个共同指向：让老百姓遇到矛盾纠纷时，不用四处奔波，走进综治中心这扇门就能找到出路。
在滁州采访的几天里，记者最深的感受不是大楼的气派，也不是制度的繁复，而是一种氛围。综治中心的大厅里，人们坐在等候区，有免费律师可以咨询，有专业调解员可以倾诉。许多人的表情，从刚进门时的焦虑、愤怒，渐渐变得平静，离开时甚至带着一丝笑意。
数据也在印证这种变化。2025年，滁州全市综治中心共登记受理矛盾纠纷12066件，累计化解8293起。群众送来的锦旗有47面——平均每周就有一面。更重要的是，当地群众去国家信访局初次信访的量，仅占信访总量的5.7%；超过三分之二的矛盾纠纷，在本地就通过调解和解的方式画上了句号。这意味着，滁州人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习惯：有矛盾纠纷，先想到综治中心，而不是直接走上信访或网络曝光。
当然，问题依然存在。有的偏远乡镇中心，专业调解员人手不足，一个调解员要对接好几个村的纠纷；有的部门虽然挂了牌、设了窗口，但派驻人员换得太勤，老百姓刚认准一张脸，下个月又换人了。
滁州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些短板。2026年，他们启动了一项“换位跑一次”行动——让干部以普通群众的身份，从进门咨询到纠纷办结，完整走一遍流程，亲自去发现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看不见的“堵点”。
这份务实，让人印象深刻。一位基层综治中心主任跟记者说了句大实话：“窗明几净是面子，事儿能办成、心能暖透，才是里子。老百姓进门的时候是皱着眉头的，出门的时候能笑一下，这活儿就算干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