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徐奥萍 通讯员 魏亚婷）“我就是按收条给的，有你签字为证”“我承认收条是我签的！可你实际没有给我这么多”……因一起劳动合同纠纷，双方各说各话、互不相让的这一幕，在老张和老李二人间已多次上演。5月9日，这场僵持近7年的纠纷，在庐江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的努力和见证下终于迎来了圆满结局。
时间回到2019年3月，老李雇用老张干活，约定月工资4500元。老张干了五个半月，总工资24750元，扣除老张务工期间借支的6700元，老李应支付18050元。
“我催了很多次，他一直拖着没结清。”无奈之下，老张于2024年1月将老李告上法庭。
接到法院传票时，老李心里满是诧异——他明明记得，自己和老张已经进行过工资结算，还白纸黑字写下收据，可他翻遍家里，怎么也找不到那张收条。
2024年4月，因老李未能提交收条，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协议：老李欠老张共8000元，2024年5月1日前付清。法院据此作出民事调解书。
然而大半年过去了，老张迟迟未能收到钱。反复催讨无果后，2024年11月，他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就在执行完结不久后，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那张怎么也找不到的收条，突然出现了。
“我就知道钱早就给过了，只是当年的收条一直找不到！”老李拿着这份至关重要的收条激动不已。收条明确载明：今收到老李工资人民币16000元，收款人：老张，2020年1月24日。
2024年11月，老李手握这份意外找回的关键证据，向法院申请再审，未果。今年2月，他转而向检察机关申请对民事调解书进行监督。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符合受理条件，决定予以受理。
受理后，承办检察官全面审查卷宗、逐项核实证据，并分别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然而，一谈及案涉劳务款的实际支付金额，两人就吵得不可开交。
老李指着收条说：“我当天就是按收条金额，给了你16000元现金，有你签字为证，事实清清楚楚。”老张辩解道：“这16000元包含了务工期间找你借支的6700元，扣除借支部分实际只付了9000多元。”双方各有怨言、争议较大，且现有证据无法对案件事实作出明确认定，一道棘手的难题，就此摆在检察官面前。
“民事检察办的是案件，暖的是民心，必须真正为当事人解开‘法结’、抚平‘心结’。”检察官没有简单下结论，而是分别与两人多次电话沟通、当面约谈，既以案释法讲明法理，又以邻里乡情拉家常、疏导情绪，劝说两人互谅互让、以和为贵。
经过多轮细致劝导，两人逐渐放下成见。今年5月9日，调解室内再次迎来两人。
“为这点钱僵持这么久不值得，咱们各退一步吧。”“是的，我也不想再揪着这事不放了，就此翻篇了。”在检察官的见证下，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老张退还老李3000元，当场一次性支付完毕。这起近7年的劳务合同纠纷，在此刻烟消云散。
“民事检察和解是在坚守法律底线、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以柔性方式定分止争。”该院副检察长程琦表示，相比刚性监督，检察和解更能减轻群众讼累、节约司法资源、修复社会关系，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