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看到的过去那些书载的历史，到底是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演义属于小说，野史不可避免带有个人的观点和视角，记录也是有选择性的，姑且不论。就是那些堂皇的正史，因成王败寇之故，屡遭权贵蹂躏，都是胜利者的清单，而且是一朝又一朝精心筛选，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里面大量充斥着各种高级谎言，甚至，有的不惜指鹿为马、凭空捏造、胡说八道。
譬如武王伐纣。周武王因为战争和政治的需要，为兵出有名，打着替天行道、吊民伐罪的幌子，无底线地肆意抹黑商纣王，“天下之恶皆归焉”（如他只有一个王后两个妃子，被说“荒淫无道”，而周文王有25个老婆，99个孩子，却是“清心寡欲”，以及炮烙之刑的开创、酒池肉林等等），把他描绘成了一个罪孽滔天、人神共愤，完全丧失了理性的十足的疯子，就连他的女人——宠妃妲己也不放过，后更被恶说成史上红颜祸水的典范，四大妖姬之一。这种来自官方的浸入式宣传，在信息极其闭塞，普通士兵和一些武将基本都是文盲，思想也都极其愚昧的古代，威力之大，可想而知。
实事求是地说，在巫政体制下，巫术盛行的商人习俗中，祭祀时血腥的人祭活动（周人曾世代为其主子——商人，提供人牲祭品），梦魇般恐怖，这也是商朝必然要走向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商纣王毫不例外也做过一些以后人的道德标准来评判，简直就是伤天害理的事，但他绝没有周武王们所说的那么坏。周武王是在商朝大内奸——纣王的胞兄，重臣微子等人的暗通款曲下，抓住商朝正举全国精锐攻打东夷部落，国都——朝歌兵力空虚的机会，“乘虚蹈隙”，联合一众部族和小诸侯国以下犯上，尽全力从孟津渡过黄河，发动偷袭的。商纣王在叛军距朝歌仅70余里的地方才得知消息，仓促应战，不得已，临时把大量的俘虏和奴隶武装起来凑数。怎奈这些士兵“皆无战之心”，且有周人卧底策应，一批人甚至阵前倒戈，以致在牧野一战而败。
纣王“自焚”后，周武王们很快便做实了他的“罪证”，还仇雠般进一步加以污名化，最终成功将他永远且非常醒目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作为一个游走于历史大门之外的普通历史爱好者，我斗胆揣测，商纣王与篡汉的王莽一样，都像是历史的穿越者，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过于超前，得罪了众多的既得利益者，招致反噬。他俩失败的一个共同原因，就是太过于自信，对一些明显应防之“贼”疏于防范，或者说有“妇人之仁”。其实，纣王时的商朝已成为当时最富强、文明程度最高的奴隶制国家。历史上真实的商纣王，用“明君”来形容也不为过。伟人毛泽东评价他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亚圣孟子也曾为他打抱不平地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历史在这方面有惊人的相似。商汤灭夏，秦亡汉立，隋唐更替等等，后朝越是强大，前朝的亡国之君或末几代君王就会被污得越重，且屡试不爽。秦始皇一统六国，废除分封制等，功盖千秋。只因他采取的是依法治国的方略，重用法家，便成了六国权贵遗族和众多的儒生们联手栽脏抹黑最重的一个人，包括他的容貌。
最有名的莫过于“焚书坑儒”这个被写进历史教科书的故事了。秦始皇的确烧过书，但只是为了统一思想文化，焚的是那些江湖骗术类和一些已经过时、落后，可能干扰国政的，关于上古圣王所谓治世理念等的极少的诗书，像医书和农书等都没有烧。真正烧书的人是后世歌颂的项羽。项羽入咸阳，火烧秦宫，大火烧了三个月。坑儒那就更是莫须有的罪名了。秦始皇一统天下后没有杀过一个功臣，也没有屠杀监禁六国贵族，他处置的是四百多个欺世盗名的江湖术士，而非纯粹的儒生。谙熟历史的伟人毛泽东，曾对郭沫若写过这样的诗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试想，功成名就、天下至尊的秦始皇晚年由于期望长生不老，一些狂徒竟然鱼贯着跑到他面前，竭力鼓吹能找到仙人，或能研制出相关的仙药云云，在骗得信任而最终谎言被戳穿时，这种欺君大罪，哪个君王能够轻饶？那个大量靡费公帑，多次出海寻仙问药，并最终带着三千童男童女和众多专业人才远遁海外的徐福，恐怕是他老人家至死都难以释怀的痛。
近几十年来，我国相继出土了大量的秦朝竹简，里面记载的内容极大地颠覆了我们过去已经固化了的认知。秦始皇不仅不是暴君，相反却是个体恤百姓、赏罚分明的千古一帝。国家方方面面都有具体的管理制度，且制度本身有许多地方，即使是现在看来，仍闪烁着很科学、很人性的光辉。他还是我国男女平等的先驱。他修筑长城、皇陵和系列水利工程等，给劳工是付工钱的，且工价在当时是带有明显福利性质的。我少时拜读《史记·陈涉世家》，知陈胜吴广一行九百人，因雨被阻大泽乡，“度已失期”，而“失期，法皆斩”，才被迫起义的。出土的秦简中，相关的法条明确记载为“水雨，除兴”，亦即如遇下雨误期，可免除刑罚……由此，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算上子婴，应该是三世）而亡。
顺便说一句，陈胜在“与人佣耕”时，有没有口吐莲花，说过那句流芳千古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应该也是小说家言吧。
被誉为“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现代史学家指出的谬误有多达上千处。大家耳熟能详的姜太公渭水边垂钓遇文王、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吕不韦“以吕易嬴”、赵高“指鹿为马”、刘媪梦中与龙“神交”怀刘邦、项羽火烧阿房宫、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等等，现已证明都是“纯属虚构”，司马光“砸缸”是误传，就连已成历史“铁案”的赵高、李斯策划胡亥篡位之说，也是杜撰的。
自从西汉大思想家董仲舒创立“皇帝是上天的儿子”的系统理论，“皇权天授”便成了古代君王们愚民御民的利器。皇帝是永远圣明且不会有错的，即使朝廷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那也一定是出了大奸臣的缘故。对此，不仅历朝历代史官一般都要奉为圭臬，其理念在普通百姓身上也渐渐变得根深蒂固起来，哪怕是换了朝代。拘杀岳飞，现代人都很明了那是宋高宗赵构的旨意，秦桧、万俟卨之流不过只是帮凶，是阴险狡诈、见风使舵的坚定执行者而已（不敢公然出卖皇上的秦桧，当年说出“莫须有”三个字，事实上也是被迫作了某种暗示）。后来宋孝宗赵昚为岳飞平反，古史书，包括野史、小说，都将所有的罪过统统加在了执行者的身上。就连明朝大儒文征明，在满怀愤懑地发出“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的呐喊时，虽然就是剑指赵构，也仍不敢明语直言。
再比如，伏羲并非发明了八卦，他只是八卦演化过程中的集大成者;东汉时期的蔡伦并不是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他只是一个技术改进者；唐太宗李世民、燕王朱棣篡位成功后，为将自己美化，都曾亲自下场，命史官们系统地篡改、销毁诸多历史记载；五十多年前，帛书版老子正宗的《德道经》在马王堆出土面世，我们才知道传世版的所谓老子《道德经》，不仅题目被改，而且内容也被大肆篡改达800多处，其中关键内容超过700处是被恶意篡改的。
还有，根据马王堆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张仪与苏秦并非同时代的人，《史记》中关于张仪被苏秦激怒的故事，怎么看都像是关公战秦琼。史上十大美男子之首的“潘安”，真名叫潘岳，字安仁，只因杜甫一句“恐是潘安县，堪留卫玠车”，后世便一直将他强行改名为潘安。成语“无奸不商”“无毒不丈夫”“最毒妇人心”等等，也是讹传。2004年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初审通过的，人教版高中《语文》第四册中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选自《东坡乐府笺》（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让人百思难解的是，区区100个字，竟有6个字与《东坡乐府笺》不一样，对“羽扇纶巾”的解释也完全不同……
诚然，我们不能因此就可以完全否定历史，说它没有真相，也不可糊里糊涂地照单全收，甚至动辄就以历史记载为依据。我们应该在不盲从的前提下，通过广泛研习并积极推动考古等工作的步步深入，一层一层地努力揭去其虚伪的面纱，尽可能多地还原其本来面目。当然，这需要一代又一代大量的专业人士，一年接着一年地持续奋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