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的童年记忆而言，“破圩”或许并不那么糟糕。连下几场大雨，似乎能触发村里广播站的喇叭，召集劳动力去“挑圩”。当人类与自然对抗失败后，水漫过江面，寻一薄弱处倾泻而出。一个晌午，水就能从地面没过小腿肚。整个圩区就成了泽国。老少爷们都忙活着用灌土的蛇皮袋尽可能堵住漫进堂屋的水。孩子们光脚卷起裤管蹚在水里，看水面浮着的塑料袋、橡皮球、枯树枝顺流而下，有一种在缝隙中窥探世事的窃喜。我曾窝着双手，兴奋地在村里奔走相告：“破圩咯……”被大人认定成“孬包”“不顶龙”。
生在大江大河纵贯的国度，旱情汛情自古考验着我们民族的团结力。江南，每年汛期都令人警惕。因为洪水伴随的记忆，更多的是灾难。少不更事的“孬包”也早已成家立业，他经历了两次特大洪水，失去与得到的两笔账，算得清。
挑圩
自古，江南多圩区。芜湖的“万春圩”在宋代就承担着泄洪的重要职能。风调雨顺时，圩区是良田万亩，洪灾来临，圩区保城镇，挖开堤坝，降低水位，缓解下游水情压力。舍小保大，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智慧。
挑圩，即是对圩堤加固。挑着土向堤坝薄弱处加填，或者用专用的袋子灌土。青弋江下游的圩区保障的是芜湖城市的安全，每到梅雨季节，防汛通知就会传达到村镇。我的记忆里，父亲务工，爷爷成了挑圩的劳动力。
我缠着爷爷，去过一次挑圩现场。并不像红色电影里播放的那样，喊着号子、干劲十足、时间紧凑。
约是上午十点，活干完了，大家都在等午饭，蜿蜒的堤坝上三两地搭建防灾帐篷里，暖水瓶、茶叶袋、方便面堆在角落，烟和“牌九”在十几只手里切换，笑声骂声掺杂，过年似的。
爷爷向村长请了假，带我在堤坝上“巡视”。
阳光刺眼，水牛伏在水里，丹顶鹤在稻田里点头，行人在坝上光膀子走着，我跨坐在爷爷肩膀头，双手揪住爷爷头发：“吁——王朝、马汉，来人……”
蛇皮袋
防汛，大人挑圩，孩子们也要贡献“蛇皮袋”。
奶奶常把家里有破洞、豁口的蛇皮袋给我带到学校“以次充好”。
每到汛期，小学班主任马自水老师总要例行安排，让班级每个孩子准备不少于五个崭新的蛇皮袋用作抗汛物资备存。
为了得到口头表扬，不少同学都从乡里花钱买新的蛇皮袋。奶奶在屋里寻那些个头小的、破洞的、颜色不艳的塞给我。在班长统计数量、质量的时候，我常把我的那份混在别的同学中，老师检查质量时，心跳得厉害。还好，有不少不带袋子或者带塑料袋、水泥袋的同学，思想重视不足，被老师骂。我的滥竽充数就显得不是特别严重。
我的正义感尚未被洪水吞没，破圩的时候，我十分自责。我能想象到挑圩的人使用我捐赠的蛇皮袋加固堤坝，但因有破洞、豁口，最终抵不过洪水，被撕下了缺口，那种堆在面部的无力感。
红领巾不鲜艳了，我愧对社会主义接班人的称号。
筒子楼
现在想想，1996年建成的三层红砖房是有贡献的，收回我之前认为较为失败投资的言辞。父母在我五岁、妹妹刚断奶时就去了城里务工。六年后，他们把全部积蓄投在了农村贫瘠的宅基地里，人力车拉来砖头、水泥和预制板，大半年工夫，盖成了三层的楼房。
洪水即将抵达村庄的那个傍晚，屋前屋后的邻居被奶奶热心地招呼上了二楼三楼，记忆里：黄海家借住在二楼西侧，三奶奶家住在二楼东侧，小爷爷住二楼走廊，“老瘦”住三楼西边拐子。三楼住了四户：我家四口、后屋邻居和隔壁孤老头子。连续十来天，我们这几家体会了城里筒子楼居民较为恶劣的生存环境。
最要紧的搬迁物品是粮食。警报触发时刻，村里青壮劳力已经把草垛里屯的稻子打包，运到了高地。各家成袋的稻子都事先扛进二楼。锅碗瓢盆也不可少，原先在各自位置相安无事的调味品，只能用红塑料袋兜着，压在席子的拐角上。
煤球，是洪水来临时唯一的火源，需要格外关照。我家的“床头柜”就是煤球堆砌的，黑得发亮。它的充足，是我们抵御洪水自信的来源。
当洪水褪去，厨房粉刷的水泥外墙，在距离地面两米的位置上，留下了一条污迹。寄宿的邻居们陆续搬离了。“老太”（爷爷的母亲）最后一个从我家搬走，她挨过了最难的夏季，却没能见到来年的春季，撒手走了。
明矾
可笑的是，洪水来临，最最紧缺的还是水。
每隔两天，乡里的干部撑着武警的快艇，给我们送方便面、矿泉水等赈灾物品，这是获得外部资源仅有的方式，其他的，均要自救。
洗澡被严格限制，刷牙洗脸得按照顺序来，我们小屁孩先洗，再轮到爷爷奶奶。
饮用水是直接将洪水舀到大缸里沉淀，让肉眼可见的脏东西沉入水底，等待一天，使用明矾在大缸水面划上一圈，约五分钟后，灌到水炊里用煤炉灶加热。
我并不关心水的问题，拉肚子也并不觉得是水的原因。我在意的是，乡里赈灾的“白象”方便面，奶奶不让泡着吃，要把调味粉撒进面袋里，揉碎干嚼，也是另一个味道。大三，女朋友带着小浣熊干脆面，也是揉碎干嚼，她说她儿时最爱这个味……
她最爱的那个味，也是我儿时洪水记忆里的味道。
（作者单位：省公安厅法制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