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娟，妈妈对不起你，以后会努力弥补……”7月25日，在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少年审判法庭里，被告孙某签下调解书后，在法官的鼓励下，怯怯地从被告席移步到原告席，用力搂住17岁的女儿。5岁之后再没见过妈妈的小娟，等这一天，足足等了12年。
女儿起诉生母
2011年，孙某与丈夫李某经法院判决离婚，两名婚生子女由双方各抚养一名，其中女儿小娟由孙某抚养。判决生效后，孙某未履行自己应尽的抚养义务，将女儿丢给李某，离开蚌埠市，前往外地发展，不久后组建了新家庭。从此，杳无音信。
今年下半年，小娟将上高三，而父亲李某陷入经济困境，难以支付学费等费用。作为小娟的监护人，李某于2024年5月代小娟向禹会区法院起诉，要求判令孙某支付2012年1月至2023年12月的实际抚养费合计18万余元。
小娟告的是亲生母亲，但无法提供母亲的居住地址和联系方式。经公告送达后，法官张超和人民陪审员杨民珠、潘菲组成的合议庭组织第一次开庭，听取了原告举证，了解到李某的家庭生活和未成年子女就学等实际困难，如果作出缺席判决，后续执行将困难重重。
随即，张超想到了禹会区法院设在被告孙某户籍所在地的村居微法庭，请求庭务主任、村支书陈小三发动村民，一同打听孙某的下落。经过村民多方联系，张超获得了孙某现任丈夫陈先生的联系方式，并得知孙某目前居住在上海。张超随后拨打陈先生的电话，与孙某取得了联系，通过说法说理说情，孙某同意回蚌埠参加庭审，也想看看多年未见的孩子。
庭中调解僵局
7月25日，孙某在陈先生的陪同下按时出现在法庭上。面对坐在被告席上的孙某，小娟宣读了自己的诉求，希望未履行抚养义务的母亲支付应付的抚养费，减轻自己和父亲的生活压力。
面对12年未见的女儿，本就不善言辞的孙某既羞愧又内疚，低着头不敢正视女儿。据了解，再婚后的孙某日子过得也不宽裕，现任丈夫做生意失败欠下巨额债务，目前只能靠自己打零工补贴家用，家中还有两个孩子需要抚养。
法官组织第一轮调解，孙某提出请法庭酌情考虑自己目前的经济状况和履行能力，能不能在“未来”支付5万元。“你12年没付一分钱，对女儿不管不问，女儿马上读高三，绝对不可能‘未来’再支付。”小娟的父亲拒不同意。
“孩子的受教育权应当首先得到保障。”法官劝导双方放下成见，建议孙某在首先支付女儿2024年9月开学所需的1.28万元学费的基础上，努力求得原告方的谅解。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劝说，孙某面露难色，坚称目前在上海生活，家庭经济十分困难，无法立即支付抚养费。调解陷入僵局。
案结弥合亲情
审判长宣布合议庭暂时休庭。张超与陪审员先将原、被告分开，采取“背靠背”方式分别谈话，再集合在一起调解，同时准许旁听庭审的孙某丈夫陈先生参与谈话。
为弥合分歧、调节气氛，张超取来茶水，给当事人一一递上，同时释法析理。
“孩子妈妈十几年没有问孩子的事，确实是我们做错了。以后我会和她一起努力照顾好孩子的生活。”听着法官的话，陈先生也受到感染，起立向李某和小娟深深鞠了一躬。陈先生的表态，令法官、原告方深受感动。
调解工作峰回路转，被告同意法官的建议：首先保障孩子开学缴费，提出“今年9月前先支付2万元，分6年合计支付12万元”的调解方案。
“我们提出的诉讼请求是按照蚌埠市最低生活标准计算的，12年18万元并不高，我不同意6年付12万元，金额太少，时间太长！”小娟的父亲回忆起独自带大一双儿女的辛酸往事，愤慨地表示，案件判决后，将继续起诉孙某承担孩子的学费。
潘菲与法官共同劝说李某：“你累了12年，确实不容易。但孩子马上要开学了，你要多为孩子考虑。”
小娟的父亲先退让一步，同意原告分7年支付15万元。法官见状，又为被告算了一笔账：如果按照原告18万元的诉讼请求作出判决，被告如不及时履行，很可能成为失信被执行人，影响贷款、做生意、乘坐高铁出行等。原告后续再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支付女儿学费等，无休无止，肯定会影响生活和工作。
支付方式是否科学合理，是一份调解书是否切实可行的关键。经过法官详细释明，孙某同意李某提出的调解方案，涵盖小娟未成年期间的全部抚养费用。随后，法官结合双方的经济状况，提出了详细的支付方案，得到原、被告的一致认可。
孙某签好调解协议后，法官建议她亲近一下已经长大的女儿。孙某小步向前，来到女儿身边，小心翼翼地询问女儿联系方式，这时，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多年的愧疚化为无声的拥抱和一声声“对不起”。
走出法庭，为强调调解书的法律效力和严肃的执行力，法官邀请原、被告双方在禹会区法院法治教育基地合影，并明确要求孙某、李某正确履行家庭教育职责，共同抚育子女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