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庄是安徽省庐江县金牛镇的一个小村庄，村里只有25户人家，除了一户姓王外，其余24户都姓徐。我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1964年2月，因为母亲没有奶水，4个月半的我被寄养在乳母家。
那个年代，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都比较薄弱，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农村更是如此。当时生产队的劳动方式是集体劳作，收入主要靠挣工分，一般男人每天是10分工、女人一般是7分工。年终生产队根据节余，算出每个工分值多少钱，一般一个工分也就值两三分钱，家里劳动力多的生活会好些。在农村，生产队队长可不好当，因为要直面问题，又是近距离接触，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社员们都在看着，有的生产队长一年都干不了。下庄生产队的队长，40来岁、共产党员，还是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人。他原本转业在马鞍山钢铁公司工作，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三年自然灾害”，使得农村元气大伤。为此，1961年国家在农村实行“分田到户”，老婆孩子都在家乡的他，便打起背包回家种田了，可“分田到户”也只实行了2年，又恢复了集体劳动。由于他经受过战争的洗礼、单位的历练，被推选为生产队队长，他为人正直、办事公平，脏活累活自己带头干，所以在社员中威望很高。生产队有两口水塘，是用于饮水和洗衣裳的，每年春节前都要抽干其中的一口塘捞鱼分给社员过年，鱼是按户分的，根据鱼的大小搭配成25份，然后在纸上写上25个号码，再揉成纸团抓阄。抓到哪个阄就拿走号码上的鱼。这时，队长就会拿些鱼给人口较多的家庭，那些人口少的家庭也纷纷效仿队长的做法，以至于形成了传统。记得每年缴完公粮后，生产队长都会派人到街上买些肥肉，用大锅煮熟，比赛谁肥肉吃得多，那场景真是一片欢腾，这应该是苦中作乐吧。
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待人接物还是很讲礼节的。若是上午来客人，客人执意不吃中饭的话,一定要打上3个“糖打蛋”给客人吃，“糖打蛋”就是把锅里的水烧开，把鸡蛋依次打进去，烧开再煮一会，然后盛到碗里放些红糖。若是家里没有鸡蛋的话，肯定会找邻里借的，客人吃的时候，大人会把小孩支走。若是客人在吃中饭的话, 就会拿着大条把扑一个公鸡来招待客人，大人吃饭，小孩是不能上桌的。那时过年很热闹，大年初一，每家都会开门放鞭炮，图个吉利。一位家长在家招待拜年的人，另一位家长带着孩子，挨家挨户拜年，家家都是笑脸相迎、热情接待，糖果、瓜子一个劲往孩子的口袋塞，元宝（茶叶蛋）肯定是少不了的。一方面是分享喜悦，另一方面也是沟通感情，同时通过拜年还可以消除年前存在的矛盾或误会。初二就开始走亲戚了，若是哪家新女婿上门，大家都会竞相请客，实在安排不了，就会送来一碗鸡蛋。要知道那时的鸡蛋可是“小银行”，大一点的鸡蛋7分钱，小一点的鸡蛋6分钱，可以拿鸡蛋换盐、酱油以及针线等日常用品。
在乳母家，我无忧无虑、快乐成长。乳母一开始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带领一帮妇女参加集体劳动，由于她以身作则、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被提拔为大队妇女主任，大队妇女主任不脱产，还是要参加生产队劳动的，只是她的工作量更大了，如调解邻里纠纷、家庭矛盾，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等。时常出现乳母正在塘边洗衣裳，就被人叫去调解纠纷了，等她回来时，常常是发现有人已经把她的衣裳洗好了。乳母三十岁时学会了接生，十里八乡的人都来找她接生。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她是随叫随到，从不推托。那时接生会给10个染了红的鸡蛋，这些鸡蛋全被我“报销”了。
至今都不知道姓王的人家是怎么来到下庄的。乳母让我称呼王家男主人为表叔、女主人为表婶，他家有“四条汉子”，生活真的是苦。老大和我同龄，我们在生产队“耕读小学”读了一年后被转到街上金牛小学念二年级，报到的时候，他身上只穿着他父亲一件厚厚的长褂，正好遮住了下身，事隔不久就辍学了。老大成年后，乳母做媒把本家叔叔的二姑娘许给了他，老二后来也被乳母安排参了军。
我3岁的时候，父母接我回家，当时是乳父母舍不得而没有回去。以后是我自己不愿意，每当父母来接我的时候，我不是躲到牛棚里，就是蹲在田埂下，要么就是藏在草垛中。直到9周岁那年，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下庄。
我在下庄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但下庄犹如世外桃源，这里民风淳朴，人们公道正派、仗义豁达、友爱和善、礼数周全。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童年的情景，心一直向往着下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