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州为皖中文藻之乡，自明清以降，龚鼎孳、李天馥驰声于前；李鸿章、张树声、刘秉璋等淮军人物接踵于后，虽立功业，亦多能文，翰墨风流，蔚为一时之盛。咸同年间，江淮大地，战火连绵。时有徐子苓、朱景昭、王尚辰三人，世号“庐州三怪”（也称“合肥三怪”）。“庐州三怪”出自晚清名士方濬颐《二知轩诗续钞》卷十一《观奕三叠前韵》，诗中直言“庐州三怪任人呼”，自注曰：“谦斋与徐毅甫、朱默存，有庐州三怪之名。”他们亲历乱世，以笔墨安身、以风骨立世，为乱世江淮留存了珍贵的文脉风骨。
　 徐子苓，淡泊孤高之“怪”
　　徐子苓（1812—1876），字西叔、叔伟，号毅甫，晚号龙泉老牧、默道人，世称南阳先生，合肥肥东人，道光十五年举人。他的“怪”，是痴书忘俗、心无外物，鄙弃权贵、淡泊钱财，以诗书为性命、以清贫为常态，是纯粹到极致的文人风骨。
　　徐子苓最为世人称道的“怪异”，是他专注治学，淡漠世事。民国《皖事汇报》记载，他常年沉浸典籍，家事农事全然不顾。比如佃户长期拖欠田租，他浑然不觉、早已遗忘；家中断粮，他反倒向佃户去买米度日。再比如他家中铜钱成串存放，五百缗为一整串，家人如果取走百文，串绳长短不齐，他一眼便察。如果取走两百文，串绳尺度均衡，他便全然不知。所谓财物生计琐事，皆不入心。
　　相传曾国藩途经合肥，专程登门造访，徐子苓避而不见；曾国藩遣人馈赠三百金，他直接将银两掷于门外、关门拒客。虽经考证，史实为曾国藩典试途经庐州登门拜访时，徐子苓恰好外出未遇，曾公留诗而去，二人本有幕府交谊，此事为后世乡贤演绎的趣谈，但反映的是徐子苓不慕权贵、孤高自守的“怪”。
　　张树侯《淮南耆旧小传》亦记载其风雅趣事，他书法师法王羲之，风神洒脱、别具意趣。有一天，与寿州小泉一道经过子融家，见檐下笼中畜有小鸟，“抚之爱之。问能相赠否？子融笑曰：吾鸟非可以空手得也，须为我书一联。徐欣然走笔，笼鸟而去。日必携之，出入与俱”。
　　徐子苓学识渊博，精通古文辞，兼通医卜星象。早年曾入曾国藩幕府，居留三载，深得曾赏识。同治五年，他选授和州学正，奉旨参与分修《安徽通志》，本可安稳立身官场，却因耻于虚礼，不屑钻营，任职仅一年便毅然辞官，归隐巢湖之滨的龙泉山下，耕牧自遣、泛舟湖山。
　　徐子苓身历皖北兵祸，洞见乱世朋党之弊，尝论曰：“从古以来，小人不独为小人，故其援益众；君子每独为君子，故其类益孤。”时值苗沛霖势盛、寿州祸机将发之时，徐子苓作《上翁抚军书》，以布衣之身上书安徽巡抚翁同书，直陈皖北军务积弊，力谏朝廷不可一味姑息苗练，勿以牺牲寿州士绅换取短暂安宁，预判一味招抚只会养痈贻患。
　　徐子苓晚年归隐巢湖之滨，作《姥山歌》八首，湖山风物与身世之感熔于一炉。其三云：
　　姥山二月桃树花，
　　青苔白石曲涧斜。
　　美人三五戏花下，
　　玉腕摇宕溪中纱。
　　往年听雨山中宿，
　　蒸梨饷黍渔樵熟。
　　准辟茅庵缚小亭，
　　压倒辋川笑盘谷。
　　以湖山风雨起兴，抚今追昔，抒历经战乱之后的沧桑怅惘。江藻认为合肥历代都有文武才士，而诗学自徐子苓之后，再无来者：“独自徐毅甫先生后，诗学稍衰矣。”
　朱景昭，孤峭避世之“怪”
　　朱景昭（1823—约1878），字默存，合肥肥东磨店人，咸丰优贡，候选直隶州州同。相较于王尚辰的旷达、徐子苓的痴纯，朱景昭的“怪”，是孤峭耿直，傲骨嶙峋，不囿时俗庸碌的清高自信。他博通经史，眼界超人，性情耿直，品评诗文极为严苛，当世文人鲜有入其法眼者。
　　朱景昭年少时与李鸿章同窗共读，二人自幼相识、才情相较。他学识扎实，却不屑僵化的八股，因而屡屡落第。看透浮华之后，他彻底断绝仕途之心，以讲学授徒、潜心著述为业。一生辗转幕府、主讲书院，曾先后入袁甲三、英翰、刘铭传幕府，后主讲芜湖中江书院，深耕文教、传道授业。
　　世人皆追捧权贵，唯独他敢平视封疆大吏、直言优劣，这份风骨，尤为难得。朱景昭自评：“论学问少荃不如我，论福命我不如少荃。”他遍览李鸿章诗文，大多不以为然，直言文字多世俗习气，无过人风骨。唯独对李鸿章《碧纱笼赋》中“纵此日幸登台阁，本生平不受牢笼”二句大加赞赏，认为此句不拘世俗时流，文辞豪放，意境高远，别具机杼。这份独到的品评，让李鸿章深为折服，将其引为生平知己。
　　霜鸡号中夜，
　　寒意惊万物。
　　羁客起旁皇，
　　归踪待明发。
　　贫中无良图，
　　事至辄伤骨。
　　悠闲鲜所就，
　　况乃在仓卒。
　　踌躇且还家，
　　长路乘晓月。
　　朱景昭这首《岁暮还家》写羁旅岁暮之愁，正是咸同乱离之际江淮士人真实心境。身处咸同乱世，朱景昭侨居舒城，亲历江淮兵燹，生灵涂炭，将乱世感慨寄于笔墨，创作古风名篇《蛟鬭篇》。诗作借巢湖民间“二龙相斗”的异象托物讽世，以水中蛟孽自相残杀，隐喻晚清各路割据势力相互攻伐、祸乱百姓的乱象，辞旨奇崛、寓意深远，满含忧国忧民的情怀。
　　朱景昭晚年为躲避各方权贵邀约、杜绝世俗纷扰，举家迁居大别山深处，彻底隐居避世、潜心治学。他一生著述颇丰，文稿多散佚失传，有《无梦轩遗书九种》《论文蒭说》等传世。
　王尚辰，旷达不羁之“怪”
　　王尚辰（1826—1902），字北垣，号谦斋，晚号木鸡老人，自号五峰居士，合肥逍遥津王氏子弟，晚清知名诗人、乡邦学者。因其排行第五，性情洒脱诙谐、行事不拘一格，乡里俗称其为“五疯子”，是庐州三怪中最通透旷达的一位。
　　张树侯《淮南耆旧小传》载：王尚辰是寿州孙家泰之妹夫。咸同之际，淮甸烽烟四起。孙家泰主持寿州团练，苗沛霖举兵围寿州，孙家泰死，城破后孙氏阖门罹祸，惨祸空前。当年孙家泰兴办团练，王尚辰正馆于孙家。一日忽见宅门前生出茂草，心中警骇，不辞而别。旁人追问，他直言：“此乃铜驼荆棘之兆。昔明胡惟庸庭柱生牡丹，即为灭门之征，我若不去，必受牵连。”逾年，孙氏大祸果如所料。
　　王尚辰后因团练辅政之功被授予翰林院典簿衔，不久便乞休辞官，归隐乡里。王尚辰生于书香世家，其父王育泉筑逍遥津“小辋川”别墅，他在宅后修筑宜园，终日寄情诗酒、悠游山水，逍遥津泛舟、浮槎山酣饮，以山水诗文终老，活出了乱世文人最通透的姿态。方濬颐诗中“逍遥津上一扁舟，浮渡山巅几两酣”，正是对其归隐放达生活的真实写照。
　　王尚辰年少曾与李瀚章、李鸿章兄弟同窗共读，李氏显贵之后，他始终清贫自守、极少攀附往来，不趋炎附势、不慕权贵荣华，这份坚守，更让其“怪而不俗、旷而有骨”的形象愈发鲜明。晚年的他看淡生死，自题园联，其中“最难舍小园竹木，都让儿孙”一句，平淡质朴、胸襟开阔，尽显超脱世俗的人生境界。
　　王尚辰深耕乡邦文脉，毕生潜心著述、整理史料。同治、光绪年间，他积极参与纂修《续修庐州府志》，还自辑《庐州府志剩》，抢救保存了大量濒临失传的庐州山川、人物、民俗史料。其诗文造诣精深，谭献选编《合肥三家诗钞》，将其列为皖中三大诗人之一。
　　记得寻芳二月时，
　　辛夷开尽柳如丝。
　　而今事事居人后，
　　花木逢春也觉迟。
　　王尚辰的诗文多记录江淮战乱旧事、乡土风物，文风清丽洒脱、意境悠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