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省作家苏北创作四十周年恳谈会和苏北自选集《日下》分享会在高邮汪曾祺纪念馆举办。大皖徽派对苏北进行了采访。
　真诚是作家的底线
　　徽派：书名《日下》很耐人寻味：它既可读作“太阳之下”的日常，也可读作时间流逝中的“日下”。在汪曾祺纪念馆发布这本书，是否暗含与汪老“人间送小温”的对话？
　　苏北：在汪曾祺纪念馆首发，是向汪曾祺先生汇报，有特别的意义。《日下》，既是《滕王阁序》中的一句话：“望长安于日下”，又是日头之下的事情，俗语“日头之下无新事”。作品中之所写，都是平常生活，都是一代一代人之重复之生活。
　　徽派：能简单地回顾一下你爱好文学的契机和动因吗？
　　苏北：1980年我被招干到农行工作，入行后集中到滁县地委招待所，进行三个月的入行学习，我和一批人住在二楼正对楼梯的小会议室里，有十几个，来自地区的好几个县。感谢有这么一次集体生活。内中有我们同县的一个程姓朋友，他也是受了另一个人影响，读了一些世界名著，整日在宿舍里大谈于连、玛格丽特；一副愤世妒俗的样子，对我们逆反期的青年很是有吸引力。正好这时我有个在地区师专中文系读书的中学同学经常来玩，我见他那里有一本《世界文学名著导读》的大学课本，便拿过来，上面有许多世界名著的节选，我便按图索骥，那时又正是世界名著重印的1980年代，于是我便大量购买。第一本大约是屠格涅夫的《春潮》，之后《红与黑》《复活》《包法利夫人》《战争与和平》《老古玩店》《巴黎圣母院》《红字》《约翰·克利斯朵夫》……到我结束三个月的学习，被分配到来安县半塔营业所工作时，我大概要算是真正爱好上文学，并且疯狂地喜欢了。
　　徽派：四十年的写作中，肯定有许多难忘的事情？
　　苏北：在我四十年的写作中，值得记住的事情很多，帮助过我的人很多。最难忘的，一个是：1989年我到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在5月8日我见到了汪曾祺先生。那时我刚到北京一个月，那天，忽然见一群人走来，中间一个老头，这不是汪曾祺先生吗？我忽然激灵了一下，来了精神。具体描述都写在我的《湖东汪曾祺》一书里了。紧接着5月24日，我第一次到汪先生家。汪先生留了午饭，并送了我一幅墨竹。7月2日，那天小雨，我又到汪先生家，先生留中饭，赠我一本《蒲桥集》，题：“赠立新，汪曾祺。1989年7月”。另一个就是：2009年5月7日下午5点多我忽然接一个北京电话，对方是个女声说：“苏北吗？我是铁主席秘书，铁主席要和你通话。”啊！铁主席啊。紧接着电话里是铁主席亲切的声音：这么多年，你写了汪先生那么多文章，还出了书（指我寄给她的《一汪情深：回忆汪曾祺先生》），真不容易，汪先生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的。
　　徽派：新书发布会的时候你说：“一个作家的才华有高低，但真诚应该是一个作家的底线。”在《日下》中，真诚是怎样体现的？
　　苏北：真诚，是很难用几句话表达的。看看沈从文的书，看看孙犁先生的文字，就知道什么是真诚。我想，现在的年轻人读孙犁的可能很少了。我在手机上加入了一个孙犁群，里面有那么多喜欢孙犁的人，他们每天讨论，我是非常喜欢看的，我觉得那些“索隐”孙犁作品中的人事的原型的“孙迷”们，他们多么的乐此不疲，我觉得他们是一群幸福的人。
　　自然流淌的作品
　　徽派：你的语言在当代作家中算是比较特别的，也比较雅致，你是如何学习语言的？
　　苏北：大家知道，我曾手抄了汪曾祺先生的整本小说《晚饭花集》，那时年轻，才二十五岁，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至少要抄一本书。抄后你会终身受益，永远不会忘记的。我后来为了提升语言，在青年时，又抄过《红楼梦》，反复抄，一定会改变你的语言的。
　　徽派：作为资深汪曾祺研究学者和“汪迷”，您如何从对汪老的“痴迷”，走向“内化”，再到《日下》中“最不像汪曾祺、却最像苏北”的那一面？能否指认一篇您的“叛逃之作”？
　　苏北：我对汪曾祺的研究，更多的是向汪先生学习，学习他的文字，学习他的修养，学习他看世界的方式，学习他的生活态度。我们这一代，是非常可怜的，该读书时没有读书，应该为社会做贡献了，忙恶补知识，老了应该提携青年人了，自己还在拼命打拼，所以真正温润的人太少了。
　　说到“叛逃”，也真是可笑，既没有受过很好的童年教育，又没有天赋异秉的特异功能，你凭什么去“叛逃”？要承认有的时代就是陪人类社会陪跑的，也得承认，在世代的人群中，也有扎堆出人才的，唐宋八大家里有好几位，是一个师傅身上出来的。我是没法“叛逃”“创新”的，我能学习到汪先生的三分之一就不错了。
　　“创新”是要在大量吸收的基础上才行的。就像骑自行车，你练习久了，自然就骑了起来，在后面扶的人自然会松开手。我平时也写写字，书法界叫做“书法”。有时看短视频，书法界的一些人，学养那么差，还动不动要创新。你的基础那么差，还没有学会走呢，你跑什么跑？
　　若说这么些年学习下来，有什么进步的话，就是我再也不用磕磕碰碰挤牙膏一样写作了。我心中有一团东西，我觉得有意思，我想要表达下来，我已经有能力用自己的笔，比较准确地表达出来了。比如书中的小说《洗澡》《恋爱》，或者《固安》《日下》等，至于散文，我更是得心应手，可以自然地流淌一般地写作了。
　　徽派：“天下第一汪迷”的称号，四十年过去，顶着这样的称号，《日下》算不算您给汪老、也给自己的一封长信？如果汪老能批注其中一篇，您最希望他批注哪篇，又最怕他读到哪篇？
　　苏北：我原来给过汪先生一篇小说，请他给点评一下，可是汪先生没有给点评。我那时每天忙玩，到处喝酒。我给汪先生的那篇小说并不好，要是我稍用心些，抄给他（要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抄呢）本书中收录的《刀技》《狗报》两篇或者《蚁民》和《一九七六年夏天的某个下午》，我猜想，汪先生一定会给我点评的。那个时候，我对这些事并不上心，现在想来真是太可惜了。世上没有后悔药，汪先生是出差回来突然发病去世的。我们以为死离汪先生还早呢！哪知道世事无常。我现在只有汪先生为我小说《蚁民》批的几句话，还有就是我请汪先生为我们几个作者合出的一本书写序时汪先生给我的一封信，至于汪先生的签名本，我是有一些的，手稿也有一些。
　　这本自选集《日下》，也可以算是我写给汪先生的一封长信。我想，如果汪先生在天有灵，一定会对我出这样一本书感到高兴的。如果还能请汪先生批阅，我当然想请他点评一下书中的同名小说《日下》。私以为，《日下》是自然生产之作，仿佛真是有一块生活在那一样。一个作品形成了，如若让你再写，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了。
　　“天下第一汪迷”，也就是民间对我热爱汪曾祺的一种肯定，这也就是一个戏谑，当不得真。不过，我对汪先生的热爱是无以复加的。
　　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蒋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