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6年8月底，王士宏揣着一包棒棒茶，乘高铁去了上海。他受徐汇区司法局、徐汇区人民调解协会邀请，到上海师范大学给调解员培训班讲课。六十二岁的他没上过大学，但这一天，他站上了大学的讲台。
　　台下坐的，是来自各街道社区的调解员同行。
　　“我叫王士宏，临涣镇茶馆里泡大的调解员。在我们皖北，没有一壶茶解决不了的事。今天，我就端上这杯茶，跟大伙聊聊。”
　　台下安静下来。他讲棒棒茶的来历，讲“一杯茶”调解法：“其实调解就是泡茶。茶要慢慢泡，急不得；话要慢慢慢说，气要慢慢消。一杯茶喝完完，火气就散了。”
　　课后，一位徐汇区的老调解员拉住他：“王老师，你这一杯茶有味道。我们上海有咖啡，以后搞个一杯咖啡调解法？”王士宏笑了：“不管是茶还是咖啡，端起来的是尊重，放下去的是和解。”
　　王士宏的少年时代，就氤氲着一股茶香。
　　临涣镇的茶馆，天不亮就“醒”了。六百年的老传统，一元钱、一壶棒棒茶，老茶客们从四方涌来。茶馆的木门吱呀一声推开，茶香便从门洞里钻出来，缠在人的衣角上，缠在清晨的薄雾里，缠在古镇尚未褪尽的夜色中。
　　茶馆不仅仅是喝茶的地方。镇上的人有了纠纷，不去衙门，不去法院，而是说一句“到茶馆评理去”。一壶茶，几张桌，围坐一圈，吵吵嚷嚷半天，最后总能笑着出来。临涣有句老话：“三个茶客一面官，五个茶客推倒山。”这是六百年自发生长的民间智慧，朴素却管用。
　　1962年出生的王士宏，就是喝着棒棒茶长大的。小时候父亲常带他到茶馆“说事”，那时他不懂，为什么大人们吵得脸红脖子粗，一碗茶下去就能和好。后来他才知道，茶碗一端，端出了平等；茶水一喝，喝下了冷静。
　　1986年，二十四岁的王士宏做了人民调解员，跟着老调解员去调解纠纷。两个老汉为了地界吵得面红耳赤，眼看就要动手。老调解员只一句“走，喝口茶去”，就把两人带到了茶馆。茶端上来，话慢慢说，一碗茶的工夫，地界划清楚了。王士宏站在旁边看着，心里翻来覆去地琢磨。后来他终于明白，那碗茶不是茶，是一个台阶，两方都顺着它走下来，事情就了了。
　 二
　　这些故事我是在茶馆里听他说的。初秋早上，薄雾未散，镇上茶馆已经陆续开门。我在一家茶楼见到了王士宏，听他娓娓道来。他手里的茶碗续了一次又一次水，茶汤的颜色从深到浅，又从浅到深。
　　我出生在皖北蒙城，跟临涣同属淮北平原，风土人情差不多。皖北不产茶，茶在家乡指的是汤汤水水，白水里加红糖叫红糖茶，开水冲鸡蛋叫鸡蛋茶。只有说到“茶叶茶”，才是真正用茶叶泡出来的茶。那东西金贵，平时舍不得喝，只有亲戚来了、贵客上门了，才从柜子深处摸出那个铁皮罐子，拈一小撮，冲上开水。小时候看父亲给客人泡茶，那认真劲儿，比什么都郑重。邻里之间有了纠纷，长辈们也常说一句话：“先喝杯茶，先喝杯茶，消消气。”茶还没喝，气已消了一半。那碗茶端的是茶水，也是人情。
　　我问王士宏，一碗茶为什么能管那么多事？他放下茶碗，认真想了想。他说，皖北人性子急，但通情达理，重情义。两个人吵起来，往往不是道理讲不通，而是话顶话、气顶气，谁也不肯先低头。这时候一壶茶端上来，茶碗往面前一放，人就得坐下来。坐下来，气就往下走了一截；端起茶碗喝一口，滚烫的茶水从喉咙滑下去，心里那口气又被往下压了一截。其实喝茶真正的作用还不是降火气，而是给了一个“听”的机会。调解不是判案，是让人把话说完。大多数纠纷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是因为双方的委屈、苦衷、诉求，从来没有被对方真正听见过。茶馆里不一样，茶一泡，一人一碗，他说的你听，你说的他听，中间还有一个调解员在听。很多纠纷解决掉，不是他劝得好，是当事人自己说着说着，突然就想通了。“他就是需要一个能听他把话说完的人。”
　　他讲了几桩事。有一回，镇上一个人做工时伤了手指，承包人跑了，公司说跟他们没关系。王士宏把人请到茶馆，又打电话把公司的人请来。三只粗陶碗，一张旧木桌，就这么坐定了。他不急着摆事实讲道理，先从那人家里情况聊起，聊着聊着公司那边人也开始说话了。一杯又一杯，话越说越透，气越说越顺。最后公司那边松了口，愿意补偿一些。两个人端起茶碗碰了一下，算是说定了。“只要双方能坐下来喝完一壶茶，事情就成了一半。”
　　有一回，一对亲兄弟因为赡养老母亲的事闹翻了，在茶馆里拍桌子。王士宏先给两人各倒了一碗茶，然后让他们看着母亲那头白发，问他们记不记得小时候母亲是怎么把他们拉扯大的。兄弟俩的茶还没喝完，眼泪就掉进了碗里。老母亲端起自己的茶碗抿了一口，什么话也没说，眼泪也掉进了茶里。从此兄弟俩轮流赡养老人，再没红过脸。
　　还有一回，因征地补偿起了纠纷，几百户农民堵在镇政府门口，眼看事就要闹大。王士宏空着手走过去，说的第一句话是：“老少爷们儿，咱们先坐下来喝茶。”没有一个人拒绝。茶汤从下午一直续到天黑，几十壶茶喝下来，从拍桌子瞪眼到心平气和，最后带头的大爷站起来端着茶碗说：“就冲王调解员这碗茶，我们信了。”“四十多年了”，他把空碗放下，“端过的茶碗数不清，化开的疙瘩也数不清。”他告诉我，现在临涣镇义务调解员越来越多，连一些当年被他劝和的人，也端起了茶碗帮别人解纷。
　 三
　　王士宏还有一个身份——宣讲员。我和他一样，都是安徽省委宣讲团成员，我们聊天多了层亲切感。
　　他说，一场好的宣讲，能让道理先入心，把疙瘩化解在萌芽状态，省去日后多少碗茶的工夫。基层宣讲最大的难题是听众难组织。后来他想明白了，与其把人往讲堂里拉，不如到人堆里去讲。临涣人每天泡茶馆，何不把宣讲台搬进茶馆？
　　2016年，他发起成立了“乡村小喇叭”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队，把茶馆变成了宣讲阵地。他还推出了“移动茶馆”，电瓶车拉着茶桌椅和棒棒茶，下乡进村，让田间地头的乡亲一边喝茶一边听宣讲。他用演节目代替念稿子，大鼓书、柳琴戏、快板在茶馆一唱，茶客们端着茶碗听得入神。宣讲做在前面，需要调解的事自然就少了。
　　从上海回程的高铁上，王士宏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长江两岸的灯火从车窗外掠过，一片连着一片。他掏出随身带的棒棒茶，给自己泡了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