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九〇年八月的一天早晨，我骑车去县城看高考成绩，两个多小时才赶到。班主任张老师正给其他几位同学查分，见我进来，抬头冲我说：“文星，你考得不赖，超建档线十六分，稳了。”
　　“要不是那道数学题粗心，本可以多考十多分呢！”我兴奋得忍不住拍了下大腿，恨自己考场上一时疏忽。那会儿我走路都轻飘飘的，连“谢谢”都忘了说。
　　我自小爱读闲书，作文常被语文老师当范文念。第一志愿便填了中文系，后两个才写了历史、政治——怕万一落榜，给自己留条退路。成绩虽稳，录取通知书却迟迟不来，那几日我总在村口等邮递员，远远瞥见一抹绿，心就提到嗓子眼。
　　信终于到了。牛皮纸信封，捏着觉得微厚。我蹲在门槛上撕开，头一行字写着“科技英语专业”。我愣在原地，又低头重新展开信纸，还是那几个字。日头白晃晃地照着，蝉声也仿佛凝住了。
　　夜里，我躺在凉席上翻来覆去。“复读”的念头刚冒出来，隔壁传来母亲的咳嗽声，我立刻闭眼屏息。次日晌午，几家亲戚摇着蒲扇来道贺，只说“有学上就好”，我只好挤出笑容应下。
　　开学前，我把准考证和通知书夹进一本厚书里，塞进蛇皮袋，挤上了绿皮火车。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绿皮火车停靠站点多，慢吞吞的，晃了大半天才到淮南。
　　联大校园很小，学术氛围却很浓厚。老师个个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同学也都是挤过独木桥的佼佼者。我已是大学生了，心里本该骄傲，可真正走进课堂后，却常常感到压抑。
　　教精读的吴老师脸黑，上课板着面孔，像审查案件的包青天（同学们私下都这么说），每堂课前先抽背《新概念英语》。我天蒙蒙亮就蹲在宿舍楼后，舌尖顶着上齿龈，一遍遍地读，读到第三遍才勉强顺口。听力课的录音像流水一样呼啦啦淌过，我攥紧笔，全神贯注地听，手心汗津津的，却一句也抓不住。期末前一个月，饭不香，觉不沉，总梦见挂科——吴老师站在讲台上，眼光像针一样扎人。
　　专科两年，就这么慢慢熬了过来，顺利毕了业。分配时，我只能回镇中心学校教英语。
　　第一节课，一个班六十多双眼睛亮亮地望着我。我张嘴，声音发颤，恨不得摔下课本夺门而出——可若真走了，谁给家里拿回工资？
　　后来，那些心爱的闲书全被我锁进柜子。备课到半夜，课文认真分析两三遍，页边标满语法解释，细密如工笔。次日照着讲义授课，学生们安静地听讲，我的嗓音也渐渐洪亮起来。嗓子沙哑了，便含一片润喉片；含化了，又接着讲下去。
　　几年下来，镇里统考，我带班总排第一。奖品是绒毯或羊绒被，拿回家双手送给母亲，心里美滋滋的，满是踏实与欢喜。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命运给我开的玩笑，也许另有深意。
　　岁月如梭，三十多年弹指而过，我的头发白了一半，成了老教师。那日无课，我独坐窗前，忽然想起当年蹲在门槛上拆信的自己，不觉哑然失笑。当年若真进了中文系，日子也未必比现在舒心。
　　这世上，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命运就似黄河长江，总得经过九曲十八弯，方能汇入开阔平缓的大海。正如我这条从错位起点走出的路，曲曲折折，却也一路风景。
　　我合上窗，窗外阳光正好，恍如那年我从县城骑车回家的那个早晨，只是心境已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