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回应上大夫壶遂“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的提问时，有这样一段文字：“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这里的“董生”，是指西汉经学大师董仲舒。董仲舒设帷幔讲诵，弟子递相授业，司马迁便是这帷下受教的门生之一。此处文字里的“余闻董生曰”五字，是司马迁借先儒之口阐释《春秋》的创作宗旨，同时，我们也能从“生”字的任用上看到其对老师的尊重。
　　古代人对自己恩师的敬重，有一个不成文的避讳——不直呼其名，不径直书字。“生”，在汉代是对师长的尊称，相当于今天恭敬地喊老师一声“先生”。
　　司马迁在《史记》中体现了古代姓名中的避讳。他的父亲名司马谈，所以而他写《史记》便将全书所有的“谈”字都易为“同”。如，《战国策》里的策士张孟谈，在他笔下成了张孟同。赵国的侠士李谈，也改成了李同。对于父亲名字的避讳是家讳，而对于自己思想上的导师，司马迁虽不用改字易名，却坚守“称生不称名”。他在正史列传里依照体例直书“董仲舒，广川人也”，但一到言说自己的学问渊源，便即刻以弟子身份，换成了恭敬的“董生”。
　　古代这种体现在笔墨里的尊师，到了宋明理学兴盛的时期，则显得更加精细。
　　朱熹毕生以程门后学自居，对程颢、程颐两位先生十分敬重。从程颐到杨时，再经罗从彦、李侗，道统相传，到朱熹已是四传弟子。朱熹主持编订“二程”著作，通篇只称恩师为“明道先生”“伊川先生”，绝不直呼其名，尊师浸透在他每一行校勘的文字里。此后的程门后学抄写、刊刻师说时，也都自觉对“二程”名讳缺笔减画，不逾越半步。
　　苏轼与欧阳修也有师生的缘分。苏轼但凡行文提及欧阳修，只称“欧阳文忠公”“先师”，从不直呼其名。他手书的欧阳修文集里，“修”字常缺末笔。
　　明初，方孝孺因不肯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遭族诛之祸。蜀献王朱椿曾拜方孝孺为师，素来敬重这位“正学先生”。他冒着禁令的风险收藏了恩师的诗文。六十多年之后，朱椿的孙子朱申鈘刊刻祖父遗留的方孝孺文稿时，为守师门的避讳，下令将文中所有的“方”字改作“万”字。方孝孺字希直，因此“直”字也故意少写一横。
　　古人的这份尊师，还体现在字的读音里。孔子名丘，后世两千多年间，读书人读到“丘”字，总要故意读成“某”，或改读“区”音。写“丘”字的时候，中间那一竖也常常缺掉，变成不出头的字形。
　　今天，我们不需要再讲究这些旧式的避讳，但提起自己的恩师，也很少有人会连名带姓地直呼，而是要喊一声“老师”“先生”。
　　岁月流淌，内心的那份敬重，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