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在庐江的某个村庄，每当夜幕降临，母亲总会擦净灯罩，划燃火柴，点亮煤油灯。旧茅草房内亮堂起来，鸡圈鸭笼内的鸡鸭纷纷探出头，发出“咯咯呀呀”的叫声。
　　母亲觉得灯光亮了，便把灯芯往下拧一拧，觉得灯光暗了，便用长针将灯芯挑一挑。灯光下，假装在认真做作业的我，趁父母不注意，对着灯光用手做着各种动作，让影子映在墙上，呈现出各种俏皮的动物和玩偶造形，即便鼻子被油烟熏得发黑，心里却是美滋滋的。
　　起风的夜晚，报纸糊的窗户挡不住肆虐的大风，即便套着灯罩，火焰仍被吹得东倒西歪，我们赶紧用手围成一个圈护着它。可风总能找到缝隙钻进来，啪的一声，灯灭了。父亲立即起身，摸黑去堵窗户，抹布、毛巾、棉絮统统派上用场，门缝窗缝被严严实实地堵住。
　　灯再次点亮，我们趴回桌上，笔尖在纸上沙沙地走，父母默默陪在身旁，不停息地做着家务。屋子里静静的，灯光映照着一家人的脸庞。
　　鸡叫头遍，我们还在梦里，母亲已经悄悄地起身坐在床头。她将灯芯拧到最暗处，借着这点光，开始纳鞋底。在顶针的挤压下，针尖穿过千层布，一针一线，显得那么吃力。
　　有一次我醒来，偷偷眯眼看她，灯光只能照亮她的双手，脸是暗的，可那双翻飞的手却在微光里镀了一层金边。针尖在发间篦一下，在顶针上抵一下，再次穿过鞋底，针线一次一次被拉紧时发出的声音，像是催眠曲，又将我带入梦乡。
　　在我的记忆中，在三种场景下家里的煤油灯光会很亮。
　　丰收啦，父母将粮食挑到七里开外的粮站，排了两天的长队，粮食终于卖了。从粮站回来天色已晚，进了屋先闩上门，这次母亲把灯芯拧到最大。灯光下，母亲将包得严严实实的手帕一层层打开，露出皱巴巴的票子，最大面额是十元，多数是一元两元和几角几分的毛票。
　　我们围过去看，母亲数一遍，再数一遍，露出了开心的笑容。熄灯了，一家人恢复了平静。第二天清早，那盏灯又会早早亮起来，母亲照样在灶前忙碌，父亲照样扛着锄头出门——日子依旧像往常一样。
　　我拿到成绩单的晚上，煤油灯也会更加亮堂。母亲把灯罩取下来，用旧报纸里里外外擦干净，再把灯芯挑得高高的。父亲戴着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评语，看到“该生成绩较好”，他似乎有点失落。“较好，只能说相对而言还行，那还需要继续努力啊！”
　　在父母的督促下，我的学习有了进步。下学期的通知单上终于有了“该生学习刻苦，成绩优秀”的评语，父亲眼角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堆积的皱纹像秋天收割后的稻田。
　　过年了，按风俗，除夕之夜灯要通宵亮着。围着一盏煤油灯，一家人坐一起吃着年夜饭。屋顶，积雪正在融化，家中的水桶、脸盆按照既定的方案，各自在墙角的漏水点派上了用场。煤油灯会被放在最安全的位置，不让漏水浇熄。
　　桌上，父母舍不得吃的红烧肉，不停地被夹到我的碗中。地下，小猫、小狗、小鸡不停地穿梭，与我争抢食物，时不时被我前后摆动的双脚踢到。我怀揣着父母给的五角压岁钱，数着外婆给的水果糖，一颗两颗三颗……觉得口袋里装满了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