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录取通知书时，“双抢”已经结束，我正与父母亲和哥哥在田里耘草。
　　通知书是邻居从镇上捎回来的。我撂下耘筢，爬上田埂，两手在裤腿上蹭了蹭，拆开大大的信封，“合肥农机校”几个大字赫然在目。围过来的乡邻都替我家高兴，两年前二哥考取了省城的大学，现在我考取了省城的中专，这在方圆几十里还是头一回。
　　欢喜过后，便是筹措学杂费与路费。那是1981年夏末，家家户户手头都紧巴巴的。邻居们陆续端来鸡蛋，权作贺礼。那时的乡间能拿出手的心意，也只有鸡蛋了。母亲将邻人送的连同自家攒下的鸡蛋全卖了，又向亲戚挪借了些，总算凑齐了学杂费和路费。
　　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母亲将家里一只盛放棉衣的木箱清空，把我的冬夏衣物和洗漱用品叠放得整整齐齐，又将一床薄棉被和一床盖被打成结实的包袱。邻居大娘婶子们照例端来一碗碗糖水蛋，仿佛我是即将出阁的闺女，为我饯行。新鲜的鸡蛋，沁甜的糖水，喝得我眼窝子热乎乎的，心头又酸又暖。
　　开学那天凌晨，鸡叫二遍，父亲和母亲便起床做饭，还用提前磨好的米粉煎了几只米粑，装在干净的布袋里，让我在路上当做中餐。天还没亮，大哥便挑着担子，一头挂着木箱，一头绑着棉被，踏着露水送我去一个名叫孙家畈的乡村汽车站，赶那趟由铜陵开往枞阳的班车。司机将木箱和棉被绑在车顶，我和大哥挤进逼仄的车厢。山路蜿蜒，尘土紧追车辆从窗缝扑进来，呛得人直捂口鼻。约两个小时后，终于抵达枞阳县汽车站。
　　买了一张开往合肥的汽车票，我坐上了去省城的班车，大哥即将原路返回。出发前，大哥爬上我乘坐的客车顶棚，检查绳索，看我的行李是否绑牢。回到车厢时，大哥朝我眨眨眼，轻声说，路上小心。我知道大哥的暗语，是让我保管好口袋里的学杂费。我下意识地按了按裤腰，硬硬的还在，心里踏实了些。
　　大哥把扁担和布袋子递给我，米粑的香气从布袋口溢出来，勾得人喉头一动。我忽然想起来，此时已临近中午，大哥挑担子赶了一上午路，一定早就饿了。我掏出两只米粑递过去，大哥连连摆手说自己回去吃，边说边转身下了车。
　　汽车启动，透过车窗，我看见大哥站在窗外朝我挥手，眼里满是期待和不舍。车子渐行渐远，大哥的身影越缩越小，直至在我的视线里模糊成一片。
　　车过会宫、牛集、麒麟、孔城，转入桐城，上了206国道。那时国道还是砂土路，并不宽，遇上会车得提前减速，车开得并不快。窗外的太阳已经偏西，肚子饿得咕咕叫。我掏出母亲煎的米粑，一口口地啃着。米粑已经冷硬，咬到嘴里就簌簌掉渣。我用手掌接住碎屑，一边嚼一边想：大哥可坐上了返程的客车？可吃上了午饭？这样想着，便更觉那米粑难以下咽了。
　　抵达省城汽车站时，已近黄昏。在安徽农学院（后改名安徽农业大学）读大三的二哥早已在此等候。司机从客车顶棚上卸下我的木箱和棉被，二哥接过扁担，挑起担子，领着我在人流中向出站口走去。
　　开学那几天，各学校都安排了专车在汽车站迎接新生。二哥想早点将我送到学校，便没有等候专车，径直带我乘坐公交。上车时，担子两头的棉被、木箱被挤得荡来晃去。好不容易一头进了车门，司机不曾留意，“噗嗤”一声关上车门，扁担被夹，二哥急得连忙大喊。售票员见状，一手拿着票夹，一手帮忙稳住二哥的担子，二哥这才将行李搬上车。
　　正是下班高峰，车厢里乘客多，木箱时不时磕着别人的腿，我以为会挨骂，但被磕的乘客只是龇了龇牙、揉了揉腿，并没有吱声。司机大约从后视镜里瞥见两个进城的乡下学生，倒也没有为难我们，更没有拒载。我们转了几趟公交，抵达合肥西郊的这所学校。
　　校门口早有老师和高一级的学生在等候。他们引着我们去了宿舍。放下行李，连脸都来不及洗，我们就在一名学长的带领下，前往教学楼办理新生报到手续。领到新书和第一个月的饭菜票时，已是食堂开晚饭时间。由于没有带多余的搪瓷缸，食堂里也没有多余的碗筷，二哥执意不肯留下吃饭，说回自己学校再吃，便匆匆乘公交赶往大西门。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晚霞里，心里空落落的。
　　寝室里摆了四张上下铺的木板床，除了我还没有人入住。晚上，我整理床铺和行李，在靠窗的一张下铺挂上蚊帐，铺上草席，去公共洗澡间冲了个凉水澡，洗罢换下的衣裳，钻进蚊帐。
　　躺在陌生的床板上，我的脑海里放起了电影，镜头里有父母亲弯腰耘田的背影，有乡亲们送来糖水蛋时满眼的羡慕，有大哥“吱吱呀呀”挑着担子时的步态，有二哥挤公交车时被夹住扁担的窘迫，有乘客被磕腿时的宽容，也有校园里老师和学长那一张张和蔼可亲的笑脸……一幕幕，清晰又遥远。我知道，中学苦读的日子已然翻过，新的征程，正在向我招手。
　　多年后，每当新生开学报到，我总会想起四十多年前赴省城读中专的经历。它像一部温情的老电影，片子很长，直到今天，依然在我的脑海里放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