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最盛大的声音，莫过于蝉鸣。
　　蜩，即蝉，俗名知了。《礼记·月令》里讲，“仲夏之月蝉始鸣”。那一声声“知了、知了”，仿佛被施了魔法，让人们在蝉鸣中坠入热乎慵懒的梦乡。而早在更久远的《诗经》时代，蝉鸣就已经响彻了那片辽阔的土地。《豳风·七月》写道：“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大雅·荡》亦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孔颖达疏云，“《方言》曰：楚谓蝉为蜩……是蜩、蝉一物方俗异名耳。”两千多年了，蝉一直在夏日枝头上吵嚷不休。这小小的虫豸，究竟有什么可“知了”的呢？
　　蝉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阴湿黑暗的地下度过的。幼虫孵出后，顺着树干钻入地下，要生活三到七年，才能破土而出，褪去外壳，成为成蝉。北美洲甚至有蛰伏十七年之久的“十七年蝉”。地下数载甚至十数载的苦工，换来的不过是地上不到一个月的享乐时光。难怪蝉的歌声是这般高调，这般不管不顾——那是用漫长的黑暗兑换的、稍纵即逝的光明，怎能不倾尽所有地去歌唱？
　　然而，古人并不知晓这些。他们只看见蝉栖身高枝，饮露鸣唱，便以为这小小的生灵餐风饮露、不食人间烟火。《荀子·大略》中说“饮而不食者，蝉也”，为后世咏蝉提供了经典依据。到了汉代，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将蝉蜕壳从生物现象上升为精神意象——在浊世中保持清白，不沾染世俗污垢。曹植《蝉赋》更以蝉比“贞士”：“实澹泊而寡欲兮，独怡乐而长吟……栖高枝而仰首兮，漱朝露之清流”。西晋陆云《寒蝉赋》则系统提出蝉有“文、清、廉、俭、信”五德，是“至德之虫”。
　　于是，蝉从一只夏虫，变成了高洁的象征。
　　唐人咏蝉，三首最为人称道。虞世南《蝉》云：“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诗人强调蝉声远传并非凭借秋风，而是由于“居高”自能致远——这是盛世文人的自信与昂扬。骆宾王《在狱咏蝉》则沉郁得多：“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身陷囹圄的诗人闻蝉声有感，以蝉寓己，抒发了品行高洁却遭诬陷的哀怨。同样是高洁，一个是居高声远的从容，一个是无人相信的悲愤。而李商隐的《蝉》更为凄凉：“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诗人抓住寒蝉“高难饱”“恨费声”的处境，寄托自己志向高远却潦倒漂泊的悲剧命运。蝉鸣到五更已稀疏欲断，而树却依旧碧绿无情——那是一种无人回应的孤独。可细想之下，树的冷漠何尝不是人世常态？蝉以孤勇对抗那满树苍翠的漠然，声嘶力竭却得不到一丝回响，这份凄怆，倒比任何咏叹都更戳中人心。
　　蝉还是那只蝉，鸣声却因听者的心境而千差万别。柳永的“寒蝉凄切，对长亭晚”是离愁；辛弃疾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是幽静；许浑的“蝉鸣黄叶汉宫秋”是历史的沧桑。
　　然而，无论文人雅士如何寄寓悲欢、托物言志，蝉终归是蝉。当那些千古的吟咏从心头沉淀下去，蝉鸣本身的质地才浮了上来。于是，我放下书卷，回到最本真的夏日午后，坐在老槐树下谛听那铺天盖地的声浪。这声音聒噪、单调、不知疲倦，却自有一种坦荡与热烈。
　　“蟪蛄不知春秋”，蝉是活不到冬天的。但它并不因此悲伤，它只是唱，用尽全部生命去唱。或许“知了”并非真的知晓什么，它只是用它唯一的方式，证明自己曾经存在过、热烈过、燃烧过。
　　一树蝉声，千年不绝。从《诗经》的“五月鸣蜩”到唐诗宋词的万千吟咏，蝉鸣穿越了漫长的时间，依旧在每个夏天如约而至。那些被诗人反复咀嚼过的音调，如今又落回我的耳中，热腾腾、坦荡荡，不诉悲喜，只是存在。
　　日头渐渐西斜，声浪也似有了倦意，一阵紧似一阵，又一阵疏似一阵，终于隐没在槐树浓密的阴影里。
　　我起身离开，没有再多说什么。
　　蝉不负夏天，我们也不该负了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