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是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
　　在滁州琅琊山的周边，突然出现了一群群当地极少见到的马儿，它们悠闲惬意地，在草地水泽边啃食着草儿，或三五一伙，或数十一群。这里，曾经是它们父辈带血的足迹踏过的地方，它们的蹄子时不时还能触碰到剑戟和盔甲的残片。
　　在皖东，在这片位于江淮之间的丘陵地带，密布着河流涧、丘岗岭地，历来植被绵厚、水草丰茂。仅一座琅琊山，就有各类中药材1037种，其中植物803种，宋代以来，就被称为“天然药圃”。这样的环境，对牧饲而言，是天然的良场。宋元时期，这里便有官家牧苑，但从不曾有过今天这样的规模和阵仗。今天这些马，有的自京城典牧所拆解调拨，有的来自收缴的元朝驻军的官马，有的来自平定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后收缴择优的马匹，还有的是来自北元苑牧卫所的军马……
　　明代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朱元璋在滁州原有群牧监的基础上，正式设立太仆寺，统一管理全国马政。这是当时唯一设立在京城之外，级别最高的国家常设机构。
　　把马政衙门设在滁州，有地理上的原因，“环滁皆山”，饶草莽泉，且验马无需渡江，同时，滁州是朱元璋龙飞淮右之地，立国前，是“开天首郡”，建国后，是“京畿首辅”，就像他在凤阳设立中都皇城一样，其中包含多少乡土情结，他清楚，别人也明白。不同的是，凤阳的中都皇城很快罢建，而设在滁州的太仆寺，却贯穿有明一代的始终。朱元璋把首任太仆寺的职位交给了他的老乡，一位沉稳持重的干臣——唐元亨。唐元亨一手制定了太仆寺的养马规制，成为典范后世二百多年的成例。
　A
　　太仆寺的衙署设在琅琊山脚下。这里有欧阳修亲建的丰乐亭，朱元璋祈雨的柏子龙潭，王阳明讲学的丰山幽谷……
　　衙署外面的山场，便是放牧之地。且看《南京太仆寺志》里记录的这些牧场的地名：柏子龙潭上，醉翁亭后山脊，丰乐山顶，王越山脊，琅琊寺下隅……这些熟悉的名字上，闪亮着文化史的光泽。当然，还有一些很接地气的名字：王老四田地并山，石家坟，窝沟，柴山……丰山顶上原有饮马池，据说是汉高祖当年饮马之地，因为不便，就又另外在山下凿池，仍用“饮马池”之名。
　　当时的规定是：江南每十一户共养一匹，江北每五户共养一匹。男丁多的人家充任马头，专一养马，从十五岁一直到六十岁；一匹种马，配四匹骒马（母马），为一群，立群头一人；五个群立群长一人。每个群长下边选聪明灵动的子弟二三人学习兽医，看治马匹。
　　到洪武二十三年的时候，朝廷又令大柳的广武卫、池河的飞熊卫、红心的英武卫驻屯军（每卫驻屯军士5600名），每五户养马一匹，直属南京太仆寺，马匹供官军操骑之用，每卫有专人管理孳牧。
　　对养马也有明确的要求：
　　要特设马房、马槽，必须扫除干净，不允许在马房内有鸡鸭鹅等糟践；甚至，不允许在里面梳篦头发。喂养的饲料，如果是熟料，必须等晾凉后方可喂马，不允许喂热料。马匹饮完水，牵出慢步缓行，遛马五七里，然后拴在空闲干净的沙地上，不允许在马槽边拴系。
　　至于放牧，也有明确的规定：
　　每年春草生发的时节，或10匹，或20匹，或30-40匹，至水草丰茂处，昼夜放牧。夏天有蚊虫，或者发水，便转去高阜岗岭上。每天辰时、午时、晚间，各饮水一次。半个月到二十天喂一回盐。这些马不允许和牛拴在一起。
　　种马被格外关照。养马户要经过审定，分为上、中、下三等。种马必须由上等养马户喂养，上等户不足时，例推到中等户人家。这些马是不允许别作他用的，比如驮运、骑乘等。一旦违例，惩处极严。
　　马政官员每年至少下去巡视两次，检查牧养的情况。同时，太仆寺的官员不可以别任他务，防止影响分内的工作。
　　于是，每年的三月十五日，在“南京太仆寺”衙署边二百多亩的空地上，出现了空前壮观的景象，成千上万匹来自江北滁州、庐州、凤阳、淮安、徐州等府县的马儿齐集一处，等待验马和烙印，逐一登记成册，备成档案。是时，太仆寺从寺卿到少卿、寺丞，外加朝廷的巡马御史，各州县管马的官员、吏办、兽医、兵士……全员到场。
　　烙印江北为“淮”字（其中马驹印“云”字），江南为“江”字。民间养的马，烙在左边；驻屯军养的马，烙在右边。种马则烙“种”字。连续多日，蹄声哒哒，马嘶萧萧，空气中弥漫着苜蓿饲草、马粪和马毛焦糊混合的味道。南京太仆寺机构的实际功能，随着1644年明朝的灭亡而消失。太仆寺衙署，也在明末战火中颓为丘墟。
　　B
　　有明一代，因为“南京太仆寺”的缘故，在滁州，等于在州府之外，又多出一套高于地方官制的权力机构。125位太仆寺卿，153位太仆寺少卿，数百位太仆寺丞，他们是帝国的马政官员，同时又是精英阶层的文化人物，其中不乏当时以及后世最顶级的代表。
　　明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王阳明渡江，骑马由江浦陆路到滁州就任太仆寺少卿。在他之前，已经有无数的官员顺着这条京京古道，骑着马往来于滁州到南京之间，或者继续北上京城。“轮蹄络绎”，是滁州历代志书和滁州的官员诗文中，用到最多的词汇。
　　王阳明来了。他公务之暇，就在衙署不远处的丰山脚下，柏子龙潭的边上，席地而坐。被马啃过的青草，重又发出新芽，茵茵如织。当年，欧阳修曾在丰乐幽谷亲手种植了大量的花树，如今，穿过岁月和兵火，只有极少的几棵，隔着五百年的光阴，还在顽强地观望着王阳明讲学的身影。围在他身边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多位弟子。滁州，是王阳明最具影响力的聚众讲学之地。他针对当时天下民乱，太仆寺衙署孤悬城外，存在治安隐患，同时，附近不少流民却居无定所，开创性地采取免赋税的政策，召集二百多户军民，在废弃的校马场空地上建房落户、垦地谋生。设立百户为总甲、十户为小甲的自我管理社区，既安置了流民，又加强了衙署的安全。这条街，被后世称为“马政街”，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实证。
　　元末的战乱，对琅琊山造成极大的破坏。南京太仆寺卿赵次进、郑悠、赵釴等，分别在不同的年代里，从废墟中重建醉翁亭；冯若愚父子，除了修建影香亭，还把苏轼书写的《醉翁亭记》碑刻，特立“宝宋斋”保护起来。文徵明更是随着在太仆寺任职的父亲就学滁州，与滁州结下深厚的感情，他无数次登临琅琊山，写出许多杰出的山水诗篇。我们今天看到的《南京太仆寺志》，是时任马政官员雷礼编纂的，它不仅是研究明代马政的最权威、最完备的资料，也是研究明代滁州山水人文的第一手史料。
　　众多太仆寺官员搜集整理滁州历代诗文，汇编成《南滁会景编》，是历史上滁州山水游记、人文诗词的大成。
　　明代万历年间的1578年到1580年期间，丁宾任职太仆寺时，滁州出现大量马匹生瘟发病的情况，当地兽医束手无策，情势十分严重。他通过公开招募的方式，招来了六安喻本元、喻本亨兄弟。他们出自兽医世家，对治疗牛马疾病有独特的手段，结果“针砭治疗，应手而愈”“不浃月而马大蕃息”，同时，百姓农耕得以保全。
　　后来，兄弟二人把自己毕生积累的兽医经验整理成书，名《元亨疗马集》，丁宾亲为作序。这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兽医专著之一。
　　有明一代，滁州有记载的兴建、复建的人文景观建筑89座，其中太仆寺直接参与的就达60余座。两百多年间，这些太仆寺的官员治理的是马政，谈说的是诗文，惠泽的是民政。他们自觉地承续着欧阳修的遗风和文脉，从而形成明代别具一格的马政士林文人集团，直接影响了滁州六百年的文化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