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我在合肥一所学校工作，从北方初来乍到，人地生疏，深得周围人关照。同事带我逛逍遥津，周末打保龄球，去周边单位跳舞，吃蜀王火锅……我忙的时候，会有人把女儿带回家，烧好吃的饭菜，送她礼物。凡此种种，自然而然，仿佛我本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学校一度拿出一节公开课，本着公开透明原则，同一年级组的老师各自说教学思路，我的说课得到领导和同事认可。其实我并不情愿在这上面花费时间和精力，我还不懂这类事对一个教师的成长意味着什么，当初满脑子只想文学创作。这堂课，从学校一路上到省里，包括示范课、录像课、新课改培训的讲座。
　　有领导来合肥调研，我们学校作为重要调研单位，进行专项工作汇报，领导说，你汇报。而我，只是一个普通一线教师。后来同事送给我一张现场照片，年轻的我站在讲台上略显局促，阶梯教室前排坐满领导。这并非我的场域，如今回想起来，有一种力量推着拉着拽着我朝前走，这种力量就是被肯定、被重视、被信任。
　　之后参加过几次教学比赛，他们都说我前途光明。由于家庭原因，我动了调回东北的念头。领导找我谈话，说学校想让我做教导主任，我把想法如实相告，她说你可以先接下来，如果调成再说，我去意已决，婉拒了这份好意。
　　调令来的时候，出了点小岔子，还是我这位领导，打电话给在外地出差的局长，说明我的处境。而局长听过我上课和汇报，据说感慨了一句“我们培养一个人不容易”，但还是交代特事特办，并转告我，如果回去以后不适应欢迎再回来。我与那位局长，此前没有任何互动交流，此后也没有机会再见。这件事，每每想起，总有悲欣交集之感。
　　时间又过去多年。评副高职称的时候，有一项不可思议的要求，提供的证书要开具盖章单位证明。这个操作，用来防范假证，但货真价实的，也同样被设置了障碍，只要想一下就能让人晕头转向。时间不等人，唯有试试，试就意味存在可能性。
　　联系当年的教研员王老师，表达意愿，我的那些示范课、参赛课她是把关者之一。其实潜意识里，我是觉得只要努力过，不成的话也别留下遗憾。王老师大半夜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找到她当时的指导教师证书，次日一早奔去教体局，不知道她是怎么做的，我靠脑补补不出细节。总之证明开好，一刻不曾耽搁，航空快递过来。我拆开，是庄重的红头版公文纸证明。问王老师怎么做到的，她底气十足，你是获奖人，我是参与者见证者，有档案记载，有照片，还有公开发行的光盘，足够有说服力！
　　我知道铁证如山，可也得有人愿意去证这个“明”，在她这份担当面前，“谢谢”一词，明显失重。
　　还想说说一位老人家。她今年有八十五六岁，是孩子奶奶的婶婶，我们称呼外婆。当年我初到合肥的时候，吃住在她家。我到外面租了房子以后，老两口经常带着吃喝来看我，发现我住的床板实在不堪，顶着烈日送来结实的棕绳床。全家出去吃饭也会带上我。我们两口子吵架还去找他们诉苦，诉苦这件事我至今后悔不迭，也只能归咎于自己年轻不懂事。外公几年前过世了，外婆在我的微信里。今年元宵节外婆发来图片，跟着两段苍老的语音，她说两天前我生日那天她血压高，晕得很，就没有祝福我，她说很想我，欣赏我这个青年和同行。二十年不见，她眼里的我还是个青年。老青年感动与羞愧交织。感动于她居然记得我的生日，羞愧于我春节竟然忘记问候她老人家。
　　安徽的生活经历中，承蒙贵人相助，以至于后来遇到俗人、小人，我会开解自己，人生是讲究平衡的。想念那块土地上给予我善意的人们，我一个普通的外乡人，至今仍然得到成全和包容。重情重义，只此安徽。